金融圈子里有一句俗语“掼蛋打得好，说明有头脑；掼蛋打的精，说明思路清。掼蛋不怕炸，说明胆子大；输了不投降，竞争能力强。”掼蛋在金融圈里开始火起来大概是2010年左右的事情，甚至有一位金融圈的老友总结过，“金融圈里这两年摒弃德扑克转而投入掼蛋游戏的重要原因是掼蛋代表了低风险、稳健收益、团队合作，是孙子兵法的桌面实践化。”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从今年年初开始的金融反腐大潮的全面铺开，金融圈内的很多涉及职务犯罪及腐败的案件，背后都有掼蛋的影子。

01“掼蛋”往往成为职务犯罪案发的导火索

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看，很多纪律处分案件与职务犯罪、贪腐大案中往往都会出现“掼蛋”的身影。安徽省纪委监委曾公开报道过一起领导干部违反纪律案件的报道，在该报道中，某领导干部与其他四名干部“一道掼蛋打牌、违规接受宴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反工作纪律，顶风违纪，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最近几年金融圈从无酒不成席变成席席有掼蛋，与掼蛋一起在金融圈“火爆”起来的，还有金融反腐。从开年到现在“金融反腐”的力度不可谓不大，飒姐团队初步统计了一下，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从今年1月到现在金融业已经有至少4位省管干部，1位中管干部。其中那位中管干部曾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一职，早在2016年就已经退休卸任。换句话说，在退休8年后，年近七旬的该中管干部依然在金融反腐的风暴中落马。其中不少案子的当事人或多或少都提到了“掼蛋”。

02打“掼蛋”是否构成赌博罪？

实际上任何带有博弈性质的游戏都有可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赌博罪，之所以“掼蛋”能出圈，还是因为这个小游戏黏上了金融圈的缘故。从目前公开披露的领导干部犯罪案例来看，通过“掼蛋”形式构成赌博罪的还为数不少。

如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披露的一份判决书中显示，被告人孟某原为公职人员，系某部门副局长。被告人孟某经常与刘某、李某等人进行“打掼蛋”“炸金花”等游戏，期间孟某基本上每次都能大胜而归，共获利400余万元。

在这起案例中，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孟某为什么能够利用“打掼蛋”获利400余万？其中很可能不排除有利用“打掼蛋”的形式行贿受贿之可能。在这种类型的行受贿中，行贿者通常利用“打掼蛋”“打麻将”等形式向受贿者“送牌”，通过玩游戏打输了的方式进而隐秘“行贿”。在这种类型的案件中，为了提高效率，单次游戏数额巨大。

这类案件即使后续因为行受贿证据不足或者确实没有行受贿之事实，那么行为人由于在单次“打掼蛋”“炸金花”等活动中获利巨大，依然可以构成赌博罪。

03打“掼蛋”是否构成行受贿犯罪？

除构成赌博罪外，近年来随着金融反腐风暴的推进，利用“炸金花”“打掼蛋”等形式进行行受贿的案件亦屡见不鲜。如安徽省金寨县人民法院的公开判决胡某受贿案中，胡某系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副镇长。行贿人窦某和其舅舅罗某多次请托被告人胡某批准某项目。期间窦某提议胡某、罗某一起玩“炸金花”；在“炸金花”的过程中，窦某、罗某多次表示牌技不佳，输钱给胡某。

本案审判机关认为，被告人胡某拥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某事项上谋取利益，利用“炸金花”等形式收受和索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实际上，目前行受贿犯罪的判定一直都有实质化的认定倾向。利用看似“合法”的形式掩盖行受贿的事实很难逃脱法网。除了利用“打掼蛋”“炸金花”过程中故意输钱等方式行受贿外，在实践中还有利用“找寻丢失的宠物给予巨额感谢金”“通过拍卖字画获取巨额回报”等“合法”的形式掩盖行受贿之事实。然而所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只要越过行贿受贿这一红线，在如今的反复风暴形势下必然会遭到制裁。

04写在最后

就在昨天中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国某商银行院党委委员、副行长张某某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收缴其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从去年11月张某某被查至今，消息传出已有半年。多位金融界“大佬”被查，可见后续的反腐风暴强度之高。

实际上，“打掼蛋”“炸金花”等游戏除了会牵出赌博罪、行贿受贿犯罪外，尚有部分案例被告人也会涉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如飒姐团队提到的某副局长孟某利用“打掼蛋”获利400余万元构成赌博罪的案子中，该副局长还同时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5月9日贵州省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公众号消息，某银行辽宁省分行原资深经理任某某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公开审理。检察机关亦指控该资深经理任某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近年来国家对金融业退休人员涉嫌职务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的整顿一直处在一个高位区。金融圈的各位领导干部切莫有侥幸心理。当然飒姐团队也认为并非所有的“打掼蛋”行为都有可能构成赌博或行贿受贿犯罪。要严格区分正常的休闲娱乐行为和利用“打掼蛋”形式进行职务犯罪的区别。同时飒姐团队要提醒各位老友，在利用“打掼蛋”等游戏进行正常的休闲娱乐活动的同时，也一定要绷紧纪律和法律的红线。避免瓜田李下，能不涉及财物就不涉及财物，即使涉及财物，也一定要牢牢限制在一局几元、几十元的范围内，避免无意间触碰纪律红线。以上是今天的分享，感恩读者！

01科技、民营企业出海正当时

“出海一念起，顿觉天地宽”。

五一假期后，国家移民局便民利企出入境管理六项政策措施将正式生效。民营企业主往返港澳将更为容易，港澳作为企业出海的“踏板”，新规势必更利于企业出海发展，“走出去”也许是打破国内内卷环境的“不二法门”。

5月6号生效的六大政策分别是：

1. 北京等20个城市十点实行换发补发出入境证件“全程网办”；

2. 赴港澳商务签注实行“智能速办”“全国通办”；

3. 上海和北京的杰出人才、科研人才、文教人才、卫健人才、法律人才以及管理人才，可以凭借相应的人才证明，单独或者同时办理有效期1-5年不等的多次赴香港、澳门人才签注；

4. 赴港澳商务签注人员在港澳停留期限由7天延长至14天；

5. 签发赴澳门一年多次“其他”类签注。内地居民可以赴澳门参展、就医或从事演艺等活动，且允许有1-2名陪护人员申报同类型签注；

6. 参加“琴澳旅游团”人员可多次往返琴澳。

以上六大等政策极大程度体现了国家便民利企出入境管理的动向，推动大陆居民、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飒姐团队不得不说，对新科技领域的民营企业而言，海外市场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但新科技企业出海同样存在挑战：一些目标国家有着更为严格的外商投资审查制度，敏感的新科技领域外商投资将会受到限制；一些目标国家的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监管框架可谓“一天一个样”，如果不深入了解很快就会陷入合规泥潭……海外市场错综复杂的法律环境和潜在的法律风险，要求走出去的企业除了得有敏锐的商业眼光，更需要深入了解并应对国际环境下多样的法律挑战。

02企业出海有哪些法律风险？

1. 目的地选择与外商投资审查风险

随着“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企业第一个要想到的是出海目的地是哪里？在外商投资领域，各国纷纷建立起外商投资审查制度，以保护本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在此背景下，企业出海目的地选择必须要评估、应对目标国家的外商投资审查制度。出海目的地选择和外商投资审查与备案早已绑定在一起。

以欧盟为例，倘若企业出海目的地是欧盟国家，那么企业的法务团队必须对《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及其具体案例有深入了解，以避免出现诸如“德国政府禁止北京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汽车芯片制造生产线”这样的案例。

2. 企业高管境外刑事法律风险

这个模块的风险又极为复杂，我国企业出海后，中国籍高管往往会被派驻到所在国，形成“国外-中国大陆”两头跑的局面，此时企业高管跨境刑事法律风险就会出现两种情况：a.该高管涉及刑事犯罪在国内被卷入刑事诉讼程序，要充分注意国内刑事诉讼可能引起境外刑事法律风险；b.高管在境外会受到所在国刑事法律规制，某些行为在国内不构成犯罪，但在国外可能构成重罪。

实践中，商业贿赂、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属于引发跨国企业高管刑事调查的高风险领域，虽然各国刑法在刑事理论及立法技术等方面，但各国刑事司法预防及惩罚犯罪的价值追求存在一定的共性，例如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萨班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英国的《反贿赂法》（Bribery Act 2010）等，极大增加了高管在境外被制裁的可能性。也正因如此，选择企业出海的老友们务必关跨国企业高管的刑事法律风险问题，一旦中国籍高管在境内被刑事调查，有必要立即启动评估工作，衡量该等行为是否可能同时违反其工作所在国的刑事法律规定，以及是否可能引发两地追责的问题；一旦中国籍高管在境外任职，需要启动相应的目的地国家刑事法律风险普法与培训工作，同时建立高管在外国陷入刑事强制措施后的法律维护与补救工作。

3. 跨境劳动法合规与员工管理

在全球化的商业格局下，虽然大部分科技企业会给予商业考量仍然将技术人员留在大陆地区，但企业出海后，出海员工“国际化”的情形往往不能避免，哪怕仅雇佣一名外国员工，都会涉及到跨境员工国劳动法合规问题。实际上多数出海目的地国家对劳动者的法律保护非常严格，一些国家和地区严格遵守劳动法所规定的工作制度和加班制度，此时若出现劳动纠纷势必会导致企业面临劳动争议问题。因此飒姐团队在此提醒各位准备出海的老友，务必重视跨境劳动法合规与员工管理的合规建设。

4. 跨境知识产权保护与侵权防范

有出海计划的老友务必认知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差异巨大，这要求出海企业必须具备跨国知识产权管理和风险防控的能力。同时，在参与国际竞争时，欧美地区的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有着更加强烈的法律意识，而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日益成为海外竞争者针对中国企业的策略之一。一旦出海企业在海外遭受知识产权诉讼，通常会面临长期的诉讼周期和高昂的应诉成本，不仅可能影响企业的海外业务发展，还可能对企业的长期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这要求出海企业必须建立系统的风险防控机制，以有效应对可能的法律风险和市场挑战。

5.跨境数据合规与隐私保护

在全球范围内，数据合规领域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指南数量多、要求纷繁复杂，并且立法与监管都处于不断发展、日新月异的态势。就目前来看，全球范围内数据合规也隐私保护相关政策、指导文件、执法动态甚至“一天一个样”，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有出海需求的企业有必要聘请专业数据合规团队，及时跟进立法和监管动态，通过各种资讯渠道，时刻关注、主动了解关切行业或业务领域各国适用的数据何隐私保护合规情况。

03写在最后

飒姐团队致力于为有出海意愿的国内企业提供一站式解决服务，团队律师均由国内顶尖法学院校博士、硕士组成，深耕新科技领域多年，了解新科技企业出海痛点，直击企业出海需求，团队具有多年企业常年法律服务经验，熟悉全球范围内主要国家相关法律。团队所在律所与Dentons在全球范围内近百家律所拥有优先合作关系，可充分调动目标国家法律服务资源网络，助力民营企业出海，我们是专业的！

针对以上五大项企业风险点位，飒姐团队推出“春燕计划”，为服务各位老友企业顺利“出海”，“春燕计划”包括：

1. 出海目的地选择与评估；

2. 企业高管境外法律风险评估；

3. 跨境劳动法合规与员工管理；

4. 跨境知识产权保护与侵权防范；

5. 跨境数据合规与隐私保护；

飒姐团队的五大类服务，统称“春燕计划”，助力各位老友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问题，助力各位老友在海外展开一片商业新天。飒姐团队会为每一家企业量身定制相应模块的具体服务，有需要帮助的老友，可直接公众号私信留言或加肖飒律师微信，飒姐期待各位老友在海外闯出一片新天！

近年来，随着加密资产市场愈加庞大以及涉案人员对各国加密资产监管规则的深入理解，利用加密资产洗钱的各种手法也随之快速升级，催生出一系列法币与加密资产结合洗钱、加密资产与实物资产错配洗钱等更加隐秘且高级的洗钱手法。如此，不仅对各国的金融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导致了外汇流失、网络新型犯罪的数量激增等现实隐患。近期，央视就对外披露了一起涉及利用加密资产洗钱20亿、向境外机构兜售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中案”，今天飒姐团队就从本案说起，与大家分享当前我国涉加密资产犯罪的最新趋势。

01一起特别的涉加密资产“案中案”

根据央视近期披露的信息，北京警方联合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分局联合破获了一起涉案金额超过20亿元的超大洗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本案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手段极其隐蔽且多样化，且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北京、上海等我国15个省市。（一）利用境外即时通讯工具疯狂倒卖我国公民个人信息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办案人员所述，本案系通过举报线索立案，在调查中，侦查人员陆续发现发犯罪嫌疑人闫某某在境外利用境外的即时聊天工具，组成多个社交群组，在群组内售卖我国公民的个人信息，主要涉及我国公民的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能够特定到公民个人的信息。据统计，多个群组内累计贩卖的公民个人信息已经高达上亿条。在侦查上百位买家的信息的过程中，我国侦查机关发现，多为卖家极有可能是境外机构或个人，闫某某的行为导致我国公民的大量个人信息流向境外。侦查人员认为，这些流向境外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主要可能被诈骗团伙利用，对我国公民进行定制化诈骗、诱导网络赌博等。另外，飒姐团队认为，这些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庞大、种类丰富，也可以被境外的专业数据分析机构和研究机构用于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进行研究，甚至可能产生侵害我国国家安全的可能。需要注意的是，公开信息并未披露闫某某是如何获取数量如此庞大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这意味着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依然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道路任重道远。（二）使用加密货币交易，牵出20亿洗钱大案如前所述，闫某某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极为庞大，犯罪所得的数额也非常客观，如果利用法币进行交易，那必然面临各国多重反洗钱规则的审查，犯罪所得很难在短时间内成功变现。因此，闫某某选择仅接受加密资产交易的方式来倒卖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这就导致，在侦查这起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案的过程中，牵出了闫某某背后帮助其将犯罪所得变现的“功臣”——林某某。根据侦查机关工作人员所述，之所以判断林某某系专业利用加密资产洗钱者，主要是因为林某某所控制的加密资产账户资金流向存在以下特点：（1）资金来源非常复杂，疑似存在多种加密资产交易行为；（2）加密资产交易快进快出，资金在账户停留的时间较短；（3）加密资产交易整进整出，统计林某某控制的加密资产交易账户发现，其一段时间内的交易记录存在非常多进项等于或约等于支出的交易。据此，我国侦查机关认定其并不属于一般的币圈玩家或“炒币”人员，其大概率是一个地下钱庄，涉嫌利用加密资产实施洗钱犯罪。经追查，林某某系某不知名境外人员所控制的洗钱下线，其在境外上线的指导下，组织了另外5名同伙，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洗了约20亿，整个团伙获利200余万元。

02我国目前的加密资产犯罪呈现新趋势，监管风向逐渐转变

根据2023年末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信息，我国2023年金融犯罪案件的数量有所下降，但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在加密资产方面，这一说法与大量第三方数据研究机构的结论相符，即犯罪数量大量减少，但涉案金额却急剧增加，这主要是因为涉加密资产犯罪类型从2023年开始，大量向洗钱、非法买卖外汇等领域转移。（一） 加密资产监管趋向以反洗钱和外汇管制目的随着比特币大牛市的到来，各种加密资产都跟着吃肉喝汤，美国和香港等加密资产友好司法管辖区更是趁热推出了比特币、以太坊现货ETF产品，在探索加密资产合规监管的道路上各有所成。但是，飒姐团队也注意到，每一次牛市的到来都伴随着加密资产市场的大发展，而体量越大，越容易成为洗钱犯罪的温床（值得一提的是，飒姐团队始终认为NFT具有极大的洗钱潜力，而其目前未被大量用于洗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市场狭小，导致洗钱效率低下且难以“混淆视听”）在这种趋势下，我国目前监管机构的监管趋势就相应的转向了以反洗钱和外汇管制为目的。我们注意到，目前所有涉及到大宗跨境资金结算的相关经济、金融犯罪已成为严查重打的范围，其中以洗钱罪、赌博罪/开设赌场罪/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非法经营罪（非法买卖外汇、非法资金出境）、诈骗罪（电信诈骗）为最主要的打击对象。（二） 对公民个人“炒币”等行为的容忍度有所上升从前述利用加密资产倒卖公民个人信息+洗钱大案的侦办过程来看，我国目前监管机构对公民个人“炒币”等行为的容忍程度有所上升。首先，侦查机关在侦破本案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林某某的大量加密资产系来源于我国境内公民。根据本案侦查人员的说法：“地下钱庄犯罪团伙使用境内人民币资金，向境内的炒币人员和币商收购虚拟货币，然后再通过境外的不同虚拟货币平台，将虚拟货币出售给境外卖家来获取外汇”。其次，侦查机关在判断林某某行为的过程中，将其账户交易数据与普通“炒币”用户进行了对比，并得出林某某并非普通“炒币”用户的结论。结合目前飒姐团队并未发现与本案关联的刑事案件的信息，可以发现，虽然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我国大量OTC公民的相关信息，但却并未作出进一步的处理。当然，我们不排除后续处罚的可能，但从宏观来看，我国监管机关目前的打击重点并不在个人持有和交易加密资产上，相关监管容忍度有所上升。

03写在最后

总的来说，严打大宗加密资产洗钱以及相关上游犯罪、关联案件是2023年以来全球加密资产的大趋势，甚至在最近英国发生的，与我国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关联的6万枚比特币大案重，还疑似存在侦查机关“重查币、轻查人”的嫌疑。飒姐团队提示，加密资产确实是跨境资金流动的好工具，但随着链上数据分析工具的进步，所谓的加密资产“匿名化”几乎已不复存在，类似前述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洗钱手法，追查和取证对于侦查机关而言仅是时间和办案技术成本的问题。以上是今天的分享，感恩读者！

作者 | 沈拙言

来源 | 零壹财经

欧美市场，到底是不是出海必啃的“硬骨头”？

历经了工具出海、内容出海为代表的多次出海浪潮后，如今电商出海站在了时代的鼓点上。

TikTok、Temu、SHEIN与阿里国际的速卖通，被称为“电商出海四小龙”，它们不仅对全球电商格局造成强烈冲击，出海方式较之以往也有显著差别。

不同于过去诸多巨头将东南亚视为出海桥头堡，四小龙则普遍反其道而行之，直接在最难啃的欧美市场迅猛扩张，TikTok与Temu更是在美国战场所向披靡。

过去，以腾讯与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其出海策略通常是投资并购当地企业，输出国内成熟经验的同时，把本土化压力交给本地人，是“强龙+地头蛇”的合作模式。

而如今出海四小龙，则是“猛龙过江”的代表，在品牌建立后直接开始全球化扩张，这既是80后掌舵人对于全球化的独特理解，也代表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后，强品牌性成为新竞争时代的主题。

在“Copy to China”到“Copy from China”的商业路径转变中，“强攻欧美”还是“暂避欧美”，一直是中国企业出海首先要解决的难题，也是新老两代互联网人对孙正义“时间机器理论”的不同理解。 01 

北美“围城”：强攻变佯攻

TikTok与Temu是强攻派的典型代表。

正面强攻，面临的压力自然更大。一直以来，出海需要面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监管与税制差异、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问题，甚至还有地缘政治压力。

在美国市场，前总统特朗普曾在任期末签署两项行政令，包括禁止美国个人与企业与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交易，以及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内剥离TikTok在美国的业务。

尽管拜登就任总统后撤销了对TikTok的行政禁令，但一直推动在立法层面限制TikTok在美国的发展。尤其是2023年3月，美国众议院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字节跳动6个月内完成TikTok的剥离和出售，否则将被美国市场全面禁止。

这项法案尚未通过表决，但TikTok的压力不止于此，它还要面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与拜登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态度差异。

同样风生水起的Temu则谨慎得多，没有单独押宝于美国市场，而是加快全球化步伐，使得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2023年，Temu对美国市场集中攻坚，依靠第一个月便超过10亿美元的营销投入，令美国市场提供了超过60%的总商品销售额。

但2024年，Temu希望将该比例下降至30%左右，并积极拓展欧洲、中东、日本和韩国等市场。

Temu发言人表示，“尽管美国市场持续增长且仍然至关重要，但其对总GMV的贡献百分比随着我们进入更多市场而自然调整。这是成功全球扩张的标准结果”。

同TikTok类似，Temu也面临着美国政策的变化影响，尤其是贸易政策，但目前暂没上升到禁令层面。

特朗普曾表示，如果他再次当选，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60％或更高的关税。一些美国立法者也一直在推动终止对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的豁免权。这些法案的落地将使得Temu在美国市场面临更高的运营成本。

过去，中国出海企业往往选择性避开欧美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究其原因，在出海初步探索阶段，文化相近且“网龄较低”的东南亚市场相对而言试错成本更低，既能短期内赚到钱，又能积累一部分出海经验。

阿里与腾讯在东南亚发起的多次投资与并购，标志着这一市场开始变得火热：从早期成本较低的互联网应用工具，到电子品牌与轻工业制品，再到如今蜜雪冰城、霸王茶姬、瑞幸等茶饮品牌，都一头扎进东南亚。

东南亚市场卷得是供应链，是配货成本，可以快速将国内的经验复制并借用国内的供应链优势，而欧美市场卷得是品牌力与低价背后的供应链能力。这种差异影响着出海企业的竞争策略。

尤其是北美市场，作为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地区，其电商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生态繁荣。亚马逊曾经依靠低价策略成为北美市场绝对的霸主，这一武器也被中国出海企业拾起，以彼之道还治彼身。

2023年“黑五”期间，Temu和SHEIN推出最高90%的折扣力度，Temu还向用户发放100美元和200美元的大额优惠券，TikTok则推出最高50%的折扣。这给亚马逊带来了十足的压力，其优惠活动的持续时间也首次拉长1倍至11天。

供应链是影响低价的重要因素，毕竟市场扩张并不能总依靠亏损。故而中国企业在供应商层面大打出手，SHEIN在美国指控Temu假借自己的商标创建虚假账户、盗用SHEIN商品图片，Temu也起诉SHEIN采取垄断措施，要求8000多家供应商签署独家合作协议。

来自于监管层的阻力，令出海企业角逐的步伐暂缓。TikTok与美国政府的博弈结果势必会影响其它企业对美国市场的竞争策略，最终或许会出现一个奇怪但又正常的现象：北美市场的竞争策略会变成“佯攻”，即抢夺市场但不完全占领市场，然后依靠积累的品牌优势，快速转战至其它国家和地区。

软银创始人孙正义有一套著名的时间机器理论（Time Machine Management）：由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行业发展进程不同，在发达国家处于成熟期的行业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尚处于萌芽期或快速成长期，因此先在前者的市场上开展业务，并将经验和产品带到后者，利用两边在技术及观念上的时间差，就能在欠发达地区抢占市场先机。

这一理论已经在诸多行业加以论证。中国出海企业选择东南亚市场为桥头堡，也是意图凭借国内高维的互联网发展进程占领相对低维的东南亚市场。

TikTok与Temu在北美市场的攻城略地，同样也是在积累高维经验与时间差，最后再降维打击其它地区的市场。 02 

欧洲战场：针尖还是对上了麦芒

不管是将东南亚作为出海桥头堡的企业，还是已经在北美市场探路的企业，甚至是全球霸主亚马逊的交易重心转移，第二市场都是欧洲。并且，这些企业们已将欧洲作为检验自身出海成败的试验田。

欧洲是一体化程度极高的市场，已经经历了良好的中国商品培育。

据DHL eCommerce报告，2023年45%的欧洲消费者购买过来自中国的商品。同时，一项预测数据显示，到2026年的欧洲电商市场规模将超过1.1万亿美元。

这庞大的市场空间吸引了大批中国出海企业。

负责阿里集团全球化业务的总裁迈克尔·埃文斯曾在2023年表示，将把欧洲作为在中国以外建立本地业务和在线平台的首要目的地。

SHEIN在爱尔兰都柏林设立欧洲、中东和非洲大区总部。

Temu于2023年4月在欧洲先后上线6个站点，4个月后成为西班牙下载量最多的App，6个月后月活用户数超过eBay，9个月后在德国电商市场排名升至第4。

据报道，不少美国站点的亚马逊正迅速向欧洲转移，英国和德国是他们最先瞄准的据点。“在美国经济形势难以预测的当下，欧洲市场相对稳定的规模与需求，以及相近的文化，成为亚马逊卖家扩张的首选。”

在目前的玩家中，只有TikTok在欧洲市场尚无明显成绩，这导致其与美国政府的博弈显得更为重要。

在欧洲，TikTok因未成年人访问、数据安全等问题受到欧盟调查，电商业务在经历了英国的不顺畅之后，其它国家的业务扩张相对而克制。外媒报道，目前TikTok正在荷兰、爱尔兰等国家招聘电商岗位。

与广大市场空间相对应的是，欧盟的监管重锤正盯准了想要淘金的诸多玩家。

在过去，欧盟对其市场中主要的硅谷巨头开出了多张天价罚单，谷歌、微软、苹果都曾与欧盟监管机构在税制、隐私政策、数据保护方面对簿公堂。

现如今，随着中国企业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欧盟及其成员国计划对SHEIN与Temu等平台加强监管。

据报道，法国国民议会一致通过了一项编号为“2129”旨在打击低成本快时尚的法案。该法案计划从2025年起，对每件快时尚产品征收5欧元（约合39元人民币）生态足迹附加费，到2030年将增至10欧元。但附加费不能超过商品标价的50%。

“关税”的加征将提升跨境电商的成本，一定程度上削弱其价格优势，但隐私与数据保护问题显然影响更大。大洋彼岸TikTok与美国政府长达数年的拉锯战正是这种问题的具象化体现，欧盟的法律更为严苛，给出海企业带来的监管压力更不容小觑。

但对出海企业而言，是否在北美扩张仍有值得讨论的余地，欧洲战场却是到了一定阶段不得不去面对的难题。当在东南亚桥头堡奠定基础后，出海er们总要去更广袤的市场，和国际巨头或地头蛇们掰一掰手腕。

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相对而言较为激进的先行者，都将带给其它玩家一些启发，甚至战略的变更。

据报道，阿里的蒋凡最初提及欧美市场时兴趣寥寥，到后来会主动询问美国市场的一些业务问题，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拼多多做Temu，对蒋凡是有刺激的。”

如今出海市场的繁荣，也让张一鸣曾经说过的话屡次被提及。

他说，中国的互联网人口，只占全球互联网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不在全球配置资源，追求规模化效应的产品，五分之一，无法跟五分之四竞争，所以出海是必然的。

资本永不停歇，对规模效应的追求，驱使着互联网企业不停追求更加广袤的市场。老巨头在东南亚的前期布局，新巨头在北美的锐意进取，双方的回旋镖最终都将交汇在欧洲战场。

一直以来，金融机构都在不断投入大量资源来应对各类金融黑灰产，但随着各类科技被黑灰产所应用，其越发“花样百出”，金融机构的治理难度也不断增加，可谓是防不胜防。而到了2022年，一种名为“反催收”的金融黑灰产模式开始迅速传播，其通过互联网平台向恶意欠款人提供服务，利用金融服务行业一贯对于服务质量的高标准要求，以伪造证据、虚假恶意投诉等手法进行勒索，向金融机构施加压力，以达到减免贷款的目的。[1]其中“代理维权型”灰产更是让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苦不堪言。如今，此类黑灰产逐渐专业化、体系化、链条化和产业化，但在法律上仍存在立法欠缺和识别困难的问题，因而使得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难以及时判断和处理此类黑灰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提出了要“研究制定代理维权灰产识别标准和行业自律规范”的指导意见，中国银行业协会也因此于2024年1月中旬制定了《中国银行业应对“代理维权”灰产识别标准（征求意见稿）》（下称《识别标准》）和《中国银行业应对“代理维权”灰产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下称《工作指引》），飒姐团队今日文章便对这两份文件进行简要分析。

01“代理维权”灰产的主要形式

《识别标准》指出了三类“代理维权”灰产的主要形式，即反催收联盟、羊毛党和恶意投诉。其中，反催收联盟指一些组织或个人通过伪造虚假证明、缠诉闹访等行为协助逾期客户对抗会员单位的合法催收，并达到恶意逃废债等目的的行为。羊毛党则是指利用会员单位、卡组织与第三方机构等的用户政策、营销规则等非法或涉嫌非法谋取利益的群体。而恶意投诉是指以灰产支持下投诉为由，要求会员单位满足其逃废个人债务、修改征信逾期、减免息费、索取补偿等不合理诉求。

三者的具体表现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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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维权”灰产的识别手段

尽管《识别标准》已经对“代理维权”灰产的主要表现形式进行了明确，但是对于一线的从业人员而言，其并不能通过与灰产人员的接触直接识别出灰产。因此《识别标准》进一步对灰产的识别手段进行了明确，帮助金融机构及其人员准确判断其是否属于灰产。具体针对五种灰产特征类型进行了说明，并对每种类型都进行了细化和具体化。其一，以金融消费者名义进行非法“代理维权”的类型。维权，是维护事件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是维权权利的天然持有者，因此在金融消费领域，由当事人向金融机构申诉、维权是完全合法合理的，而其他主体在没有得到合法的授权的情况，通常是不能代替当事人进行维权的。因此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核查要求维权者的身份至关重要。而实务中，一些灰产人员便会以金融消费者本人名义进行维权，这种情况下，如果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发现有各类迹象证明该投诉人员并非金融消费者本人，那么就能够基本确定其可能属于“代理维权”灰产。具体而言，可能的迹象如客户无法证明是本人投诉的，投诉人无法准确答复个人及相关案件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生日、属相、住址、工作情况、投诉举报内容等。其二，代理人陪同客户进行投诉与举报的类型。如前所述，维权通常是当事人（客户）个人的事项，尽管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将该权利授予第三人，让第三人帮助其维权（包括第三人独立维权和第三人与当事人共同维权两种情况），但是这种权利授予必须要有正式的委托协议或者其他合法授权文件，且这种授权应当是出于维护当事人权利的目的，而并非因各类不正当利益而进行。因此，在代理人陪同客户进行投诉与举报的场景下，如果代理人无法出具正式委托协议或者对两人关系含糊不清，或者被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不正当利益往来的，那么基本可以认定其属于灰产人员。其三，经灰产指使，缠诉闹访、反复投诉举报的类型。投诉举报是权利人维权的正当途径，更是必要的途径，但是这种途径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权利人能够无限制地使用甚至滥用，正如任何人不可能使用非法手段去达到正当的目的（如采取绑架他人的方式向他人索要欠款），这个目的的正当性在使用非法手段的时刻便被否定了。而且通常情况下，维权人员的目的仅在于通过投诉举报实现自己应有的权利，而并非去实现超过合理限度的目的。因此，如果出现客户通过不正当手段维权或者要求超过合理范围内的补偿，那么可能该客户便是被灰产所指使、利用。其四，提供虚假证据且消费者本人拒绝沟通的类型。如果在接待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提供的材料是虚假材料，可能是消费者故意或者过失所致，但若在此基础上联系消费者而消费者拒绝沟通的话，那么此时很有可能便是由灰产人员为消费者提供了虚假材料，诱使消费者恶意维权，因此，此时也能够进行识别。其五，个人（非黑灰产）违反投诉秩序的类型。此种情况与前述几种情形有所重复，因此不再赘述。综合上述五种情况，可以看到识别是否存在“代理维权”灰产的关键在于金融消费者维权的行为是否合理合法，以及其维权的目的是否正当，如果其采取了非法的手段或为非法目的而维权，那么其可能就属于受到了“代理维权”灰产的指使，其背后便可能有“代理维权”灰产的影子。

03如何应对“代理维权”灰产

就如何应对“代理维权”灰产这一问题，《工作指引》提出了五方面政策，即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切实落实消保合规经营、系统化推进投诉举报实名制建设、积极共建行业防范机制以及联合开展消保宣传教育。以上政策大多是从优化金融机构合规制度、健全金融机构合规体系、完善金融机构防范机制的角度提出的，因此，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代理维权”现象的发生，减少灰产的可乘之机，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代理维权”灰产本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目前没有专门针对金融黑灰产的法律法规，换言之，虽然《识别标准》以及《工作指引》目前明确了如何识别“代理维权”灰产以及应对的基本政策，且目前亦有部分行业协会制定了相关的文件，但是由于缺乏系统性的法律规范，针对金融黑灰产的惩治措施便会显得相对无力化，即不能有足够针对且足够有效的惩治手段。尽管金融黑灰产的某些手段确实具有行政违法性甚至于刑事违法性，如在银行机构所在的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情况下，该行为可能涉嫌构成寻衅滋事罪，但是对于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寻衅行为或者其他行为，就缺乏了处罚的依据，这也是金融黑灰产逐渐产业化的直接原因。因此，就现阶段而言，要想应对金融黑灰产，在各大金融机构健全自身合规体系和完善防范体系的同时，更需要立法机关予以支持，明确违法违规行为和处置措施。

04写在最后

打击金融黑灰产需要消费者、金融机构和政府的共同努力，《识别标准》和《工作指引》虽然尚在征求意见期间，但是已经是一大突破，我们期待后续相关机构能够出台更多文件，在三方的共同努力下治理金融黑灰产。以上是今天的分享，感恩读者！

[1] 参见工商银行《2022网络金融黑产研究报告》。

随着技术的逐渐发展和成熟，以以太坊等公链为代表的区块链网络作为一种能够实现数据点对点传输、零成本访问、信息公开透明且不可篡改的全球性公共基础设施，已逐渐展现出其作为下一代价值互联网的巨大潜力。但是，其去中心化的核心技术特征，也使得整个网络环境缺乏有效监管，诈骗、盗窃、洗钱等多种犯罪频发，且越来越呈现出国际化、隐蔽化的特征。当前，针对传统犯罪所构建的老一套跨境刑事管辖和执法制度，已渐渐无法对新型犯罪进行有效的规制。飒姐团队看到，这一现状已经开始倒逼各国对传统跨境刑事管辖和执法制度进行大幅改革，那么，今天我们就从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出发，与大家谈一谈Web3er们肉身出国这事，到底靠不靠谱。

01何谓跨境刑事管辖与执法？

在谈论跨境刑事管辖与执法之前，飒姐团队必须给大家讲清一个基础概念：主权。在国际法的整个规则体系中，主权是一个最为核心的概念，基本上可以说现代国际法体系就是在承认、尊重和保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所建立的。主权的权利主体为“国家”，享有主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自己的国土范围内享有最高且终局性的权力。但是，这一项权利也受到“平等原则”的制约，这意味着，无论你是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主权都应当平等地受到尊重，这就赋予了一国“不干预他国主权”的国际法义务。那么，基于上述对主权的解读，即可将管辖权的行使划分为一国“对内行使权利”和“对外行使权利”两个概念，对内行使权利不必多说，这是国家主权的直接体现，在一个管理有序的国家中不存在障碍。但对外行使权利则不同，若一个国家可以不加限制的对外行使权利、实施长臂管辖，则必然导致侵害他国主权结果的发生。因此，跨境刑事管辖与执法作为一种对外行使的“执法管辖权（enforcement jurisdiction）”必然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在过去的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几年）历史进程中，以某西方大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经济上占据一定强制地位的优势，任意扩张自身的管辖权，以长臂管辖对海外企业、个人进行刑事管辖和执法就是一种对跨境刑事管辖和执法的滥用。

02我国是如何进行跨境刑事管辖与执法的？

从实践上来说，我国司法机关如果要进行跨境刑事管辖与执法，首先需要确定我国对相关犯罪嫌疑人及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管辖权。其次则需要通过刑事司法协助程序，依据现行有效的国际条约、双边或多边的刑事互助条约、司法互惠先例等向外国请求刑事司法协助。1、管辖权的确定一般来说，我国进行跨境刑事管辖的依据有三种，即针对我国国民的属人管辖，针对外国公民的保护管辖，以及依据国际条约或其他国际法义务而产生的普遍管辖。如果是我国公民在外国实施了犯罪行为，则一般依据属人管辖原则取得管辖权，依据我国《刑法》第7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如果是外国公民在外国实施了危害我国或我国国民的犯罪行为，依据《刑法》第8条之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普遍管辖因适用范围非常狭窄，飒姐团队暂时不予介绍。除依法取得管辖权外，我国司法机关在请求外国司法协助之前，还需要对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犯罪是否能够适用中国法律管辖进行审查。具体而言，应当以“双重犯罪原则”作为审查的标准。作为习惯国际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双重犯罪原则”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即只有当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同时在刑事司法协助的请求国与被请求国的国内法律中，均被评价为犯罪且具有科以刑罚的必要，被请求国为请求国提供司法协助才具有正当性。“双重犯罪原则”如今已经在跨境刑事管辖与执法中的“调查取证”“法律文书送达”“采取强制措施”“引渡”和“刑事诉讼案件移送”等重要程序中被大量实践。例如在著名的某为实控人千金孟某某的引渡案中，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就通过判决的形式确认了孟某某的行为符合加拿大+美国的“双重犯罪”标准，继续审理该案合法。2、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的提出与案件的推进一般而言刑事司法协助是刑事跨境管辖和执法的基础，早在2007年，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就出台了《刑事司法互助模范法典》（Model Law on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来为各国制定相应的国内法提供了立法框架和参考范例。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就是以该法作为重要参考所制定的。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二条之规定，“刑事司法协助”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在刑事案件调查、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活动中相互提供协助，包括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安排证人作证或者协助调查，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没收、返还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移管被判刑人以及其他协助。”可见，我国所有的跨境刑事管辖及执法行为都应当通过司法协助途径解决。实践中，提出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需要视我国与被请求国之间是否存在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而定。对于有协助条约的，一般由司法部、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对外联系机关在自身的职权范围内提出。而没有签订协助条约的，则通过外交途径联系解决。需要注意的是，西方某大国实际上与我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简称《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我国与其已经有过多次合作。

03从近期跨境加密资产诈骗案看中国的跨境刑事管辖与执法实践

根据上海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涉加密资产跨境诈骗案，2022年12月初，某大型境外诈骗团伙通过将被害人拉入炒股群，假借“资深导师”介绍股市行情，教人如何通过购买股票、购买加密货币发家致富为名，实施诈骗犯罪。上海市静安公安分局接到线索后，随即开展侦查工作，通过资金追溯和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轨迹排查，公安机关判断这很可能是一个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经过进一步的侦查，公安机关发现该跨境犯罪团伙以“某某公司”为名，下设“某某国际”“某某城”等多个关联“博彩”网站或投资平台，打着“导师指导”“稳赚不赔”等各种旗号，诱骗被害人投资，骗取被害人投资款。从该案的实际侦办情况来看，办案机关并未向公安局等有权对外提出刑事司法协助的单位，向外国申请协助，而是在我国国内进行密切的布控，于2023年2月至4月间，在全国各地先后抓获59名回流至中国的犯罪嫌疑人。从该案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我国已经与多个国家签署了刑事司法互助条约，但在实践中其使用率并不高，这可能是刑事司法协助的效率低下、手续繁杂以及相关办案人员对规定不熟悉所导致的。

04写在最后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飒姐团队并不认为Web3er们是“天生犯罪人”，也并不认为与加密资产相关的业务在中国法项下一定会构成犯罪。实际上，正是因为《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等多个规范性文件对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加密资产持相对否定的态度，以及在我国当前司法环境下多发、频发的“趋利性执法”使得社会对Web3er们形成了一种“误解”。但是，如果我国公民一开始就抱有以加密资产为噱头，在境外实施针对我国公民的相关犯罪行为，那么即使肉身出境，也难以逃过我国刑法的制裁。以上是今天的分享，感恩读者！

编辑 | 楚济慈

来源 | 零壹智库

刚刚，央视“315晚会”曝光同程金融App礼品卡套路，“借4万多元，到手只有2万多”。

据投诉人小李介绍，他在网上听说购买同程金融App的礼品卡，然后通过商城回收卖掉，填写收款账户，就可以收到钱。但实操后发现，购买礼包的价格一共是40000多元，而回收到手只有28000多元，同时还需要为礼包强行搭售的其他商品买单。

同程金融随即发布致歉声明，表示将立即下线相关产品，同时对公司所有产品进行合规性检查，并全力配合相关部门的整改要求。

网络上对同程金融App的投诉也非常多。仅在一家投诉平台上，关于同程金融App高利贷、捆绑销售等投诉就高达36755条。

而在前一天，广东“3·15晚会”也曝光了不法贷款中介问题。

根据晚会内容，记者卧底广州“恒诚按揭”、“摇钱树商务”、“恒生普惠”等贷款中介公司发现，这类公司的员工冒充银行员工，通过办理假资料、假流水等方式，给客户申请经营贷、装修贷，并从中收取高额服务费，这些被贷出来的资金则流向了民间借贷、股市甚至赌场。

这类不法贷款中介公司会以“银行签约中心”、“个人信贷业务中心”等名头，让人误以为这是银行的下属部门。公司导师也会要求新入职员工冒充银行员工，全方位造假包装自己。

消费者则会被这些冒充者联合忽悠，不仅会付出更高的服务费，包括电话、住址、单位、公积金缴存基数等在内的个人信息还会被泄露，甚至二次贩卖。晚会曝光的“摇钱树商务”公司的一员工声称，帮客户贷款30万，收取了7万多服务费，占比超过23%。

近年来，贷款营销广告频繁出现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大量非法贷款中介冒用银行等金融机构名义，打着无抵押、无担保、低息免费等旗号，反复进行电话营销，拉到客户后又在贷款过程中搞AB贷、违规转贷等各类套路。 01 贷款中介充当银行职员，

低息、高额度诱惑  

综合各地监管发布的关于警惕非法贷款中介侵害的风险提示，常见的非法贷款中介“陷阱”有以下几种：

陷阱一：假冒银行名义发布办理贷款的广告信息。非法中介会冒充“xx银行”“xx银行贷款中心”“与xx银行合作”等名义发布贷款广告信息，或是向消费者推送贷款额度，声称“在银行内部有关系”“可走内部流程办贷款”等，诱骗消费者通过其办理贷款。需要特别指出，此类中介机构与银行并无任何关联，完全是为诱骗借款人进行的虚假宣传。

陷阱二：骗取高额手续费。非法中介常以“低价手续费”“百分百获得贷款”等幌子吸引消费者。在借款人从银行获得贷款后，非法中介又以各种名义要求借款人将贷款资金打入指定账户“走账”，伪造“流水”，借款人一旦进行转账操作，这笔资金大多以“服务费用”等名义被截留，借款人很难要回资金，且维权困难。

陷阱三：诱导消费者违规转贷。一些不法中介发掘“商机”，向消费者推介房贷转经营贷，宣称可以“转贷降息”，诱导消费者使用中介过桥资金结清房贷，再到银行办理经营贷归还过桥资金。然而，这种将房贷置换为经营贷的操作隐藏着违约违法隐患、高额收费陷阱、影响个人征信、资金链断裂、侵害信息安全等风险。

陷阱四：提供名不副实的中介服务。非法中介往往瞄准对贷款业务、流程不熟悉，或征信有问题的消费者群体下手，提供所谓的“优惠贷款”“迅速放款”服务，从中抽取极高的费用。事实上，消费者完全可以通过银行等正规机构官方渠道自行办理贷款业务。有些不法中介甚至会不顾消费者偿还能力，怂恿消费者从各类网络借款平台申请贷款，有的贷款产品本身就有很高利息，不法中介仍要再骗取一笔高额费用，其目的就是快速敛财而不是提供服务。 02 

多地监管提示风险，银行“撇清”关系

3月1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东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提到一些非法中介打着“征信异常也能办理贷款”的旗号，专门瞄准征信“黑户”，哄骗消费者提供“保证人”，大搞AB贷。

据山东监管局介绍，消费者A提供征信报告、账户流水等资料后，非法中介告知因征信异常需要提供征信正常的担保人，并承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A便找亲朋好友B提供担保。非法中介带领A及B前往银行办理贷款，事前教授B应对银行贷前调查的话术，实际由B作为借款人向银行申请贷款。贷款发放后，非法中介收取高额服务费。此类诈骗给消费者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知情权等权益。

山东监管局提醒消费者注意防范非法贷款中介：一是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融资服务；二是如实提供贷前调查资料；三是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免遭泄露。

2023年12月29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联合七部门发布《关于防范不法贷款中介风险规范金融营销行为的公告》。公告显示，不法贷款中介名为低息免费，实则通过高额手续费加重借款人融资成本，个别年化成本甚至高达200%。此外，一些不法贷款中介还存在贷款骗局、非法收集个人信息等情形，造成借款人财产安全和信息安全受损。

上海监管局提示，市民应警惕不法贷款中介的套路陷阱，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注意个人信息保护，不轻易在贷款中介的网页、APP、小程序上填报“姓名”“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不轻信自称某金融机构的陌生来电，不轻信所谓“低息、免费、快速、无抵押”等虚假宣传。

多家银行也密集发声警惕不法贷款中介。近日，武汉众邦银行发布《未与不法贷款中介合作的声明》称，众邦银行未与不法贷款中介开展合作；在贷款业务办理中不收取任何形式的中介费、信息咨询费、介绍费、贷款手续费、代办费；严禁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接受客户宴请和任何礼金、礼品等，请广大客户提高警惕，切勿轻易相信，以免上当受骗。

湖南永兴沪农商村镇银行也在《关于从未与任何中介机构或第三方开展信贷业务合作的声明》中表示，如客户发现该行信贷工作人员以任何理由宣传、收取“中介费”“好处费”等违规、违法行为，可保留证据，及时与该行联系，该行将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除众邦银行、湖南永兴沪农商村镇银行之外，山西介休农村商业银行、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江苏新沂农村商业银行、福建莆田农村商业银行等均在近期发布声明，明确表示未与贷款中介或个人合作，在贷款办理中，不收取任何形式的中介费、代办费等费用。

 03 

数字金融时代，必须注重信息安全

多地监管局还提示消费者应注意个人金融信息安全，如山东监管局表示，妥善保管重要个人信息，审慎对外提供个人信息，有些非法中介诱导客户告知手机银行密码后自行进行转账。对索要个人信息的要询问清楚，提高辨别能力，避免因信息泄露造成财产损失。

当前，金融消费者个人隐私权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零壹智库在《金融消保的牙与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调研报告（2024）》（以下简称“报告”）（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和下载报告PDF版本）中指出，近年来，不少互金平台、金融科技企业过度采集客户数据，甚至从事个人信息数据倒卖、租用、更改、重复使用等违法违规活动，造成对个人信息的过度商业利用，与消费者对其个人信息有效控制之间产生冲突，对金融消费者公平隐私权造成侵害。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数字金融等“五篇大文章”，而发展数字金融就更需要重视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报告从技术处理规则角度提出了两条个人信息保护途径：

首先，降低数据的敏感性，采用令牌技术等，有效解决数据脱敏问题，用临时生成的信息来完成支付，以保证金融消费者交易秘密，并使得商务端传输数据变得对侵权者毫无价值。

其次，通过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开发识别和欺诈交易的解决方案，消除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限制信息优势一方欺凌盘剥弱势消费者的渠道，逐渐改善当前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与监管方式相对滞后之间的不协调，帮助金融机构更好抑制侵权行为发生，最大限度保护客户的隐私权。 04 金融黑灰产已形成产业链，

打击需靠“组合拳”

事实上，近年来除了非法贷款中介，征信修复、债务优化、职业背债等金融黑灰产呈多发趋势。

以非法代理维权为例，南都大数据研究院联合有关机构发布的《“非法代理维权”治理调研报告（2023）》指出，2020年以来，“非法代理维权”产业规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长，全国目前有超过万家以“债务咨询”“法务咨询”“停息挂账”“个人债务重组”“征信修复”为名头的公司，仅2021年成立的公司就是过去10年总和的5倍以上。

此外，近几年出现的新词“职业背债人”，也属于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在房价下跌、市场低迷的情况下，部分业主急于抛售套现，出现了房产中介、贷款中介、黄牛、银行职员、背债人等各方联合骗贷的产业链。

值得注意的是，黑灰产还在不断“进化”。伴随着新技术的不断革新，黑灰产快速适应和应用新技术，其专业化程度和隐蔽性都在不断加强，增加了行业识别和治理的难度。只有多方联动形成合力，才能系统性地打响“反金融黑灰产突围战”。

首先，要促进相关制度规则的完善。目前，针对金融黑灰产的概念、特征、范围等还缺乏明确界定，要尽快推动专门的法律法规予以约束。

其次，金融机构需要加强业务规范、提高业务标准、提升业务透明度，加强与客户的沟通，最大可能地减少客户走“偏门”。

第三，要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构建完善的智能风控体系，有效识别各类黑灰产活动，降低黑灰产风险。

第四，行业联合治理，需要打破黑灰产的信息孤岛，研究解决黑灰产信息的行业共享、阻断黑灰产信息网络传播等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