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的新型形式，具有法定货币与电子支付工具的双重优势。但就在近日，浙江监察发布《利用数字人民币账户四天套现20余万元，判了！》披露了行为人利用数字人民币掩饰、隐瞒境外诈骗所得的一起刑事案件，本文将结合该起案例分析数字人民币交易可能涉及的刑事法律风险，以供各位读者参考。

01

案情简介

2023年8月底，袁某通过某兼职广告知晓数字人民币套现获利的渠道，只要找到有数字人民币的商家进行套现，可从上家获得套现金额千分之八的佣金。

袁某通过购物、闲聊拉拢有数字人民币账户的商家，在商家同意套现后，先将自己一定金额的钱款转换成虚拟币充当押金转给上家，再将数字人民币收款码发送给上家，待上家的诈骗资金进入商家数字人民币账户，由商家扣除1%至1.5%不等的手续费后，套取相应数额的现金。

在操作中，袁某套取的金额会高于押给上家的金额，而这差价部分便是上家给袁某的佣金，所套取的现金将作为下次的押金继续套现。

为了多赚点钱，袁某虽意识到上家的钱来路不明，但仍抵挡不住利益的诱惑，叫上女友张某、朋友寇某一起，并承诺他们每套现一万元就给50元的好处费，以从中赚取差价。由于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的店铺不多，多次操作容易被发现。为了躲避公安机关的查处打击，平日里袁某等人用境外小众聊天工具与上家联系，自9月初开始流窜于绍兴、金华、杭州、嘉兴等地，套现成功后便驾驶机动车转至新的作案地点，将上家诈骗所得的钱款由“黑”转“白”。

几天后，公安机关接到报警，查询到辖区内多家商户数字人民币账户资金流动异常，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袁某等三人，并将其抓获归案。短短四天，犯罪嫌疑人袁某等人在绍兴套现20余万元。

近日，经越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袁某、张某、寇某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至七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02

案例分析

1.套现因何构成掩隐犯罪？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作出了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对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刑罚，不要求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只要“明知是犯罪所得”并协助掩饰、隐瞒即可。

回到本案，前文的事实描述指出“袁某虽意识到上家的钱来路不明”，故袁某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明知”的主观构成要件。同时，袁某实施的是令商家向境外上家收取数字人民币“赃款”，自己从商家套取现金，并向上家提供虚拟币的行为。可将其理解为，袁某为境外犯罪分子提供了数字人民币“赃款”变换为虚拟币的服务，实现了“赃款”的转移。结合虚拟币匿名、去中心化的特性，袁某至少实现与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相当的“掩饰、隐瞒”的效果。同案的张某、寇某掩饰、隐瞒的行为模式与袁某相同，笔者推测在各嫌疑人笔录中能够印证同案犯知晓数字人民币来路不明、可能属于赃款一事。基于前述，法院最终认定袁某等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

2.拒不承认“明知”会如何？

倘若本案袁某及其同案犯拒不承诺上游资金来源不正，是否可以认定其具有“明知”的犯罪故意？

《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一条对掩隐犯罪的“明知”作出了规定：第一条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明知”，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接触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转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认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一）知道他人从事犯罪活动，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二）没有正当理由，通过非法途径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三）没有正当理由，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财物的；（四）没有正当理由，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手续费”的；（五）没有正当理由，协助他人将巨额现金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或者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频繁划转的；（六）协助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转换或者转移与其职业或者财产状况明显不符的财物的；（七）其他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本案袁某等人协助上家将数字人民币转化为虚拟币并收取高额手续费的做法符合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第四项情形，足以认定本案各嫌疑人明知涉案数字人民币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基于此，我们认为，纵使本案袁某等人拒不承认主观故意，司法机关仍可认定其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的“明知”，且袁某等人会丧失坦白情节以及认罪认罚从宽等从轻、减轻处罚的机会。

3.为什么赃款会是数字人民币？

区别于三方支付机构或银行内的存款，数字人民币可以通过数字钱包独立运行支付，在没有电和网络的情况下，数字人民币同样可以进行支付和使用。相较于携带与计量不便的纸币，数字人民币更为便捷，相较于被严加监管和限制的银行存款，数字人民币更为安全。前述特性使得部分犯罪分子选择通过数字人民币的形式收取赃款。

03
写在最后

我国的数字人民币虽采用了区块链技术，但并不属于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一旦完成联网支付或转入银行账户，异动将隐私数字人民币反洗钱机制的关注，这也是本案迅速告破的原因所在。但数字人民币的纸币特性，仍可能使数字人民币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犯罪分子赃款的主要形式。如何平衡流转的风险监管与用户的财产处分权限，或许是数字人民币进一步发展所需面临的下一个考验。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感恩读者！

作者 | 姚丽

来源 | 零壹智库

2013年以来的互联网金融热潮虽然在争议中发展，但推动了国内的金融科技应用水平走向全球领先地位，并向海外输出。

近期，蚂蚁国际推出为中小微企业（MSMEs）提供小额贷款的服务平台Bettr，并与泰国商业地产龙头AWC建立首次嵌入式金融合作，为其旗下平台的中小企业提供数字贷款服务。头部平台金融业务海外拓展又迈出一步。

回顾金融科技的海外发展史，可以看到几个关键的发展阶段。最早是在2016年左右，以头部互联网平台为主导的支付业务开始向海外扩张，蚂蚁集团在这一时期不仅推动了支付宝的国际化，还在东南亚地区布局了针对小微企业的小额贷款服务。紧接着，在2018年前后，现金贷业务也开始出海，主要由助贷企业引领。

此外，得益于多年的技术积累，技术输出已成为中国金融科技出海的一股新兴力量。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金融科技发展与研究专委会联合毕马威中国撰写的《2023中国金融科技企业首席洞察报告》指出，在受访企业中，52%的企业已经或计划“走出去”，较2022年大幅提高了9%。其中，32%的企业已经以独立、合作或投资的方式开展境外业务，20%的企业计划开展境外业务，二者占比均稳步提升。

 01 蚂蚁出海

脱胎于阿里巴巴，起步于支付宝，蚂蚁集团有着小微金融服务的基因。2015年6月25日，由蚂蚁集团发起并持股30%的网商银正式开业，这是一家专注于服务小微企业的银行，也是国内第一家互联网银行。截至2023年底，其小微贷余额占比超70%。

网商银行是庞大的阿里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业务与支付宝和淘宝天猫“息息相通”，也在向阿里生态之外的平台延伸。财报披露，2023年，网商银行为超过400万电商商家提供资金支持；在淘宝、天猫等平台之外，新增对于在京东、拼多多、抖音、快手上的经营客户的识别与授信，全年为超110万户跨平台经营电商提供授信支持。

如今，蚂蚁的小微金融“触角”伸向海外，似乎在复制“网商银行”模式，与平台合作向小企业提供贷款。

据媒体报道，此次与Bettr合作的Asset World Corporation (AWC)是泰国一家综合生活方式和房地产集团，也是泰国大地产集团TCC Group的成员。两者合作的第一阶段将涉及AWC旗下的食品批发中心Phenix。Phenix预计将于6月26日开业。之后，Bettr和AWC的合作将扩展到AWC的酒店、零售、批发和其他业务领域的商家。

2022年6月，蚂蚁集团就在新加坡推出了数字银行星熠数字银行（Anext Bank）。Anext Bank专注于“为本地和区域中小微企业提供数字金融服务，特别是那些从事跨境业务的中小微企业”。2023年，ANEXT Bank客户贷款额增长434%至1.65亿美元，存款增长368%至2.19亿美元。

网商银行运营9年，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对于蚂蚁在海外与平台合作开展小企业金融服务是一个比较优势。不仅如此，小企业金融服务是阿里生态的海外延伸的一部分，与支付业务的海外布局相辅相成。

而支付业务海外拓展先行，无疑能为后期的小企业贷款业务拓展提供协同支持。

2016年7月，蚂蚁集团在新加坡推出全球跨境支付技术解决方案，覆盖亚洲、欧洲及北美地区。在东南亚，除了新加坡，Alipay+已在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进行布局，众多中小商家加入Alipay+，接受来自多个国家电子钱包用户的直接扫码付款。蚂蚁国际首席执行官杨鹏在今年4月表示，蚂蚁集团计划将Alipay+引入印尼市场。

 02 支付是先锋

国内金融科技最先崛起的第三方支付业务，也是出海的先锋。

以银联（银联国际）、支付宝、财付通（微信支付）、百度钱包等为代表的支付机构，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据媒体报道，近10年来大型互联网机构与金融科技平台通过股权投资+科技输出的方式布局海外支付业务，伴随着股权投资，输出数字化技术、标准以及“中国方案”。

2004年初，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银联开办内地银联人民卡在香港地区的POS消费业务、ATM查询与取现业务，是支付走向海外的开始。BATJ的支付出海在8年后开启。

腾讯财付通于2012年开始海外布局，与美国运通达成战略合作，为前者客户在海外在线购物提供服务。2014年，财付通进入韩国及日本。2015年底，微信支付向境外商家开放跨境支付功能。2016年8月，腾讯旗下WeChat Pay获香港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2017年，微信支付金融美国和德国市场。

2016年4月，百度钱包扫码支付进入过泰国，消费者可通过百度钱包扫码完成境外支付。7月，百度与国际支付公司PayPal签署战略合资协议。根据协议，中国消费者可在境内通过百度钱包，对境外PayPal的国际商户进行线上购物和付款。

2017年7月，京东金融组建海外事业部，9月，京东集团、京东金融、泰国最大的零售企业泰尚集团和ProvidentCapital宣布在泰国成立两家合资公司，分别提供电商服务和金融科技服务，投资总额5亿美元。合资公司计划以支付业务为核心，运用京东金融的移动支付技术，结合泰国消费实际，提供更加本地化的支付产品和服务。

此外，还有2019年落子印度的小米支付等众多玩家，但市场占有率较低。伴随着跨境商贸的繁荣发展，近年来包括连连数字、新国都、PingPong等20余家支付机构也在全球获得牌照，拓展B端服务场景。 

03 金融机构的技术输出

除了互联网企业的金融科技输出，金融科技子公司，新型数字化的互联网金融机构也积极向海外输出金融科技。

以香港上市的互联网保险企业众安在线（06060.HK，以下简称“众安”）为代表，其在2016年成立全资子公司众安科技（众安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专注于国内业务。

2017年，众安国际（众安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专注于国际业务开展科技输出业务。众安国际的子公司ZA Tech于2018年成立，注册地在新加坡，业务已经触达日本、香港、东南亚及欧洲等市场。

2023年，众安实现科技输出总收入人民币8.29亿元，同比增长40.0%，但其未披露国际业务收入情况。

在纽交所和香港上市的金融壹账通（NYSE.:OCFT/6638.HK）是中国平安孵化的金融科技子公司。近年来，其业务也在向海外拓展。据报道，其业务已覆盖南非、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阿联酋、菲律宾、越南等2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186家境外金融机构。
2023年，其海外业务实现较高增长，贡献收入1.82亿元（不包括香港平安壹账通银行），同比增长37.2%。其高管表示：“我们的产品在海外被高度评价，2024年，我们将继续积极开发海外市场，拓展海外销售网络”。
2024年一季度，金融壹账通的海外业务来自于第三方的收入同比增长了14.8%，但财报未披露具体金额。
此外，国内首家互联网银行也已开始对外输出技术服务。据微众银行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马志涛介绍，基于微众银行的分布式技术架构，其境内技术合作伙伴为一家印尼数字银行搭建起核心银行系统，帮助他们打造了全新的技术底座，让他们的普惠金融业务在一年内实现约500万客户增长。

 04 信贷凶猛

与国内互联网贷款监管收紧同步，2018年前后涌现出现金贷出海潮，在2019年前后达到高峰。一批玩家，包括国内的助贷平台，互联网平台以及新的数据科技公司，去海外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和监管红利（见零壹财经文章《中国互联网贷款出海凶猛》）。

在这批出海玩家中，雷军、周鸿祎、周亚辉等是第一批吃螃蟹的。小米和顺为在印度投资过大学生分期贷款平台，并在印度推出“小米贷款”；周鸿祎、周亚辉二人联手打造的现金贷平台摩比神奇在印尼和印度市场曾占据头部地位。

这一波出海潮多重仓东南亚，尤其是印尼。根据媒体报道，印尼现金贷的前五大玩家均来自中国，包括洋钱罐的Easycash,拍拍贷的Adakami,摩比神奇的Rupian Cepat,ADVANCE.AI（领创集团控股）的Kredit Pintar,以及印闪（王一戈控股，红杉资本投资）的Adapundi。

在上市助贷平台中，信也科技（NYSE：FINV）、嘉银科技(NASDAQ:JFIN)和奇富科技（NASDAQ：QFIN/03660.HK)是出海的先驱。而在今年，乐信(NASDAQ:LX)也开始跃跃欲试。

其中，信也科技的海外业务发展最快，已成为新的增长点，且相关披露较为充分。2023年，其国际业务交易额达到78.5亿元，贷款余额达到12.6亿元，分别增长了84.7%和57.5%；2023年国际业务实现营收21.4亿元，同比增长85.9%，收入占比升至17%。

根据公开信息，信也科技在印尼即将盈利。但其他玩家的盈利情况尚未有公开信息。

在贷款领域的出海热潮中，BAT等平台企业显得较为冷静。贷款业务方面，百度及腾讯未见相关的公开信息，而蚂蚁在新加坡及泰国布局小企业贷款业务，是否会掀起新一轮高潮？

2024年4月，国务院外发了《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新“国九条”）。新“国九条”对于公募基金行业在投研建设、文化治理、产品发展等环节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持续壮大长期投资力量”。除此以外，新“国九条”更是提出要“推动加强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大幅提升违法违规成本”“加大对证券期货违法犯罪的联合打击力度”“加大行政、民事、刑事立体化追责力度，依法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打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监管铁军”，以上政策基本保持了一直以来国家对证券类犯罪以及公募基金交易的强监管之态势。

此后不久，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中国证监会四部门联合外发了《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同样明确了“坚持零容忍要求，依法从严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活动”的总要求。在新“国九条”的政策风口之下，如何避免公募基金及其从业人员陷入刑事犯罪的漩涡成了合规的一大要点。

01

公募基金领域高发犯罪类型——“老鼠仓”

说到公募基金领域的高发犯罪类型，“老鼠仓”行为当仁不让居于前位。

所谓“老鼠仓”行为，即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公募基金从业人员在使用其管理的基金买入证券之前，利用自己知情的职务便利，先用个人财产低价建仓，在之后利用管理的基金大笔买入该证券，致使该证券价格拉升至高价位时，再将低价建仓获得的筹码卖出进而获利的行为。对于此种行为，《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十条第六项已经明确规定，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不得泄露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利用该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同时该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了相当严苛的法律责任，指出前述行为人至少需要承担没收违法所得以及罚款的行政责任。此外，在《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中也有相类似的禁止性规定，即“基金托管部门的从业人员不得利用未公开信息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证券投资基金法》还是《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违反有关规定的后果均是行政处罚，然而事实上，早在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出台时，公募基金“老鼠仓”行为已经被规定为刑事犯罪。现行《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明确规定，“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02

认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有哪些要点？

对于该罪，问题的核心在于，未公开信息应当如何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包括下列信息：（一）证券、期货的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信息；（二）证券持仓数量及变化、资金数量及变化、交易动向信息；（三）其他可能影响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的信息。”该司法解释采用了列举+兜底的立法技术，为未公开信息的内涵进行了规定。

而为了与内幕交易罪中的内幕信息相区分，在此处同样有必要明确内幕信息的含义。根据《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所谓内幕信息是指尚未公开的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具体而言，根据《证券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证券法》下的内幕信息包括以下重大事件涉及的信息：

1、《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或者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质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提供重大担保或者从事关联交易，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四）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五）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六）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七）公司的董事、三分之一以上监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董事长或者经理无法履行职责；（八）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与公司相同或者相似业务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九）公司分配股利、增资的计划，公司股权结构的重要变化，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闭；（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十一）公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十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2、《证券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一）公司股权结构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二）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三）公司重大资产抵押、质押、出售、转让、报废；（四）公司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五）公司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六）公司放弃债权或者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七）公司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八）公司分配股利，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闭；（九）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十）公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十一）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而根据《期货和衍生品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期货领域的内幕信息包括（一）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正在制定或者尚未发布的对期货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信息或者数据；（二）期货交易场所、期货结算机构作出的可能对期货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三）期货交易场所会员、交易者的资金和交易动向；（四）相关市场中的重大异常交易信息；（五）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对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信息。

在明确了未公开信息的内涵和外延之后，对于具体的某类信息，为帮助司法机关认定未公开信息，前述司法解释还规定，“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难以认定的，司法机关可以在有关行政主（监）管部门的认定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认定。”这使得·司法机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行政部门对未公开信息的认定。

03
“零口供”也能认定“老鼠仓”？

对于公募基金从业人员而言，老鼠仓行为不仅涉嫌构成犯罪，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零口供”情况下认定公募基金从业人员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案例。

在王鹏等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检例第65号）中，办案人员便是在“零口供”的情况下，通过对间接证据的梳理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并最终达到了刑事诉讼的证据证明标准，最终认定犯罪事实成立。具体而言：（1）通过对三名被告人被指控犯罪时段和其他时段证券交易数据、未公开信息相关交易信息等证据，证明其交易与未公开信息的关联性、趋同度及与其平常交易习惯的差异性；（2）通过身份关系、资金往来等证据，证明双方具备传递信息的动机和条件；（3）通过专业背景、职业经历、接触人员等证据，证明交易行为不符合其个人能力经验；（4）借助证券市场的基本规律和一般人的经验常识，对上述客观事实进行综合判断，认定了案件事实。

据此，该案裁判要旨指出，“具有获取未公开信息职务便利条件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及其近亲属从事相关证券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与未公开信息相关交易高度趋同，即使其拒不供述未公开信息传递过程等犯罪事实，但其他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明利用未公开信息犯罪的完整证明体系，足以排除其他可能的，可以依法认定犯罪事实。”

由此可见，对于公募基金从业人员而言，务必守住红线，不要因小失大，否则便会身陷囹圄。

04
写在最后

写到这里可能就有读者要问了，大家谈到私募基金，都会聊爆雷，聊非吸，公募基金会有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的风险吗？这样的风险当然是有的，但是相较于私募基金，公募基金的监管和制度更为严苛，因此爆雷的风险，乃至于构成非法集资类犯罪的风险会小很多。因此，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打着“公募基金”的牌子或者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团体和公司，从业人员和投资者们务必擦亮眼睛，在监管政策趋严的大环境下坚守合规。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感恩读者！

什么是土狗币？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除比特币、以太坊等市值大、流动性强的主流加密货币以外的，由私人（个人、法人或非法人实体）直接发行的“非主流”加密货币，大部分的土狗币甚至连白皮书都没有。

近期，飒姐团队关注到，某大牌新闻媒体发布了一篇名为《首例发行虚拟币涉刑案引争议：撤回流动性致炒币亏损是否构成诈骗》的新闻，报道了一位在海外某公链上发行土狗币后，被我国司法机关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的00后同学。说实话，币圈此类刑事案件其实并不少见，当然也很难说是我国首例，类似因撤回流动性而涉嫌犯罪的案件飒姐团队其实已经处理过不少起。今天，飒姐团队就结合最近的案件，为大家讲讲发行土狗币是否涉嫌犯罪、涉嫌何种犯罪的问题。

01

案情介绍

飒姐团队提醒各位朋友注意，以下内容均来自公开信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杨某某，出生于2000年，案发前是浙江某高校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也是一位娴熟的加密资产玩家。2022年5月，杨某某关注到海外一个名为区动未来（Blockchain Future Force，简称BFF）的DAO正在为ICO进行宣发，并预告将于2022年5月2日发币。

2022年5月2日下午4点41分46秒，杨某某在某海外公链上自行发行了一款与区动未来英文名一样的土狗币BFF。十多分钟后，杨某某作为流动性提供者向BFF币项目中添加了30万枚BSC-USD及63万枚BFF创建了流动性池（通俗讲就是为BFF土狗币项目注资做市）。而在杨某某添加流动性的同一秒，罗某瞬间以5万枚BSC-USD直接兑换了85316.72枚BFF币。

24秒后，杨某某撤回了BFF币中的流动性，共计得到353488.115枚BSC-USD和508069.878枚BFF币，该行为导致BFF币大幅贬值，罗某用5万枚BSC-USD买的81043枚BFF币价值瞬间跌到仅值21.6枚BSC-USD。

事件发生后，罗某恰好通过一位共同好友将杨某某“开盒”（查明了杨某某真实身份信息）并要求杨某某返还资金，找到杨某某后，罗某于2022年5月3日向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报案，称其投资虚拟币被骗人民币30余万元（5万U）。南阳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罪立案调查，并于2022年11月将杨某某抓获。

02

杨某某构成诈骗罪吗？

加密资产发展至今，发币的门槛已经变得极低，大量的meme币、土狗币、空气币在海外公链上百花齐放，像上述案件中的盘子甚至已经屡见不鲜。此类土狗币虽有杀猪盘、割韭菜之嫌，但币圈玩家们大多将其视为一种射幸玩法、资金博弈，甚至还有不少职业币圈玩家通过计算机技术利用大量资金专门在极短的时间内买卖土狗币套利（坊间称为“冲土狗”）。

那么，杨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吗？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诈骗罪指的是，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构成诈骗罪的要件如下：

（1）犯罪嫌疑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2）犯罪嫌疑人客观上实施了“诈骗”行为，一般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

（3）被害人因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诈骗行为而陷入错误认知，处分了自身财产、遭受了财产损失。

基于此，杨某某是否构成诈骗罪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有证据证明其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产的故意、是否实施了诈骗行为以及被害人是否因杨某某的诈骗行为而陷入错误认知。

（一）我国司法机关的视角

在本案中，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称：被告人杨某某通过创建与区动未来发行的虚拟币名字相同、发行宣传资料相同的虚假BFF币，自己充值30万USDT币作为诱饵，引诱被害人罗某充值5万USDT币后，杨某某连同自己充值的30万USDT一共35万多USDT同时撤资，骗取罗某人民币33万元，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可见，在检察官视角中，杨某某发行与区动未来DAO名字相同的虚假加密货币的行为即为“诈骗”行为，而创建流动性池又秒撤资金的行为，是一种以虚假加密货币为“饵”实施诈骗的行为。被害人罗某因杨某某的行为陷入杨某某可能要长期运营该加密资产项目的错误认知，导致了财产损失。因此，杨某某的行为是一种诈骗。

（二）飒姐团队观点

飒姐团队认为，检察官和一审法官认为杨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观点有待商榷，本案虽然从表面上看确实有诈骗罪的外观，但实际上，客观的看待和正确的评价本案，需要对加密货币的玩法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总的来说，基于以下事实，飒姐团队不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杨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我们认为，被害人很可能没有陷入主观错误认知，其处分财产的行为很可能并非由其本人作出，而是其利用计算机代码编写的自动化交易程序作出的。被害人罗某的交易记录显示，罗某是在杨某某向BFF项目添加流动性的同一秒钟买入的BFF币。飒姐团队认同本案一审律师的观点，该种行为极大概率不可能是被害人罗某某通过手动操作能够达到的，而更像是其为了“冲土狗”套利通而专门编写（或购买）的自动化交易软件完成的（无论手多块，正常人类大概率都不可能在一秒钟之内完成购买BFF币的行为，更遑论是在不知晓内幕消息的情况下，与项目方添加流动性的同一秒钟买入币）。

根据第三方币圈人士查询被害人罗某交易记录发现，被害人罗某有大量投资土狗币的行为，且多笔交易在数秒、十数秒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买入卖出套利，相关操作极为专业，基本可以判断其是币圈职业“交易员”或“币圈狙击手”。因此，飒姐团队认为，被害人实际上并没有“被骗”，换言之也就是并没有因为杨某某的行为陷入错误认知，且处分自身财产的行为也并非由其本人作出，杨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03
写在最后

飒姐团队认为，虽然上述案件中，杨某某的行为可能不构成诈骗罪，但发土狗币的行为本身依然是个高危行为，很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非法集资类犯罪以及赌博类犯罪。特别是非法集资类犯罪，在9.4公告和9.24通知依然生效的情况下，ICO的行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做，只要项目方在国内，依然很有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感恩读者！

作者 | 沈拙言

来源丨零壹智库

坊间有言：流量的尽头是放贷。但靠流量放贷明显要承担一些责任，付出一些代价。

而且是不菲的代价，事关IPO能否成行。

最近，货拉拉、喜马拉雅在上市过程中均遭到证监会的质询，助贷业务是质询的关注点之一。随后，货拉拉和喜马拉雅都下架了助贷产品。

从招股书体现的业绩和助贷业务的历程来看，助贷业务为他们的业绩提升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为了IPO不得不壮士断腕。

而本身以助贷为主业发展起来的量化派则没有这么“轻松”，不能一砍了之，于是走上了转型之路，探寻新的护城河。

“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的理念，落实到了助贷身上，“长牙带刺”、有棱有角。

 01 

从“现金牛”到“拦路虎”

5月，正在第四次冲刺IPO的喜马拉雅收到了证监会问询，要求其对合规性、股东情况、合规经营、直播业务、助贷业务、用户信息相关情况、股权激励七大问题进行补充说明。

其中，助贷业务包括业务形式、资金来源、资质许可、是否涉及征信业务、是否涉及贷后催收服务、金融业务规模等。

此前，正在第三次冲刺IPO的货拉拉更新了招股书，其金融业务也早在2023年便已经遭遇了监管问询。

两者虽赛道不同，但金融相关业务有共通之处。金融相关业务并非两个互联网平台的主业，但却是实打实的“现金牛”。自从引入金融相关业务后，喜马拉雅连续五个季度实现正向盈利，货拉拉也在2023年实现扭亏为盈。

然而，在遭遇监管问询后，喜马拉雅快速下架了贷款导流页面，将助贷业务“壮士断腕”，更新后的招股书对此也绝口不提。

无独有偶，货拉拉也将借钱入口快速下线，贷款超市页面无法打开。货拉拉的解释是四个字——“维护升级”。

不仅仅是互联网平台，曾以助贷业务为核心的量化派也在第四次冲刺IPO。量化派通过“羊小咩”产品为桥梁，一面连接金融机构，一面向用户提供发放与偿还贷款服务而收取服务费。

量化派在2023年也曾遭遇监管问询，主要包括助贷业务是否属于类金融活动、是否涉足征信业务、是否获得资质许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以及数据收集与使用过程中的合规情况等。

助贷业务曾经被多个手握流量的互联网平台视为“现金牛”，但当“现金牛”业务有变为IPO“拦路虎”的趋势时，喜马拉雅与货拉拉选择“掩耳盗铃”式下架相关业务入口，量化派选择逐步淡化助贷业务，发力以“消费地图”产品为核心的数字化营销业务。

这与当初发力金融业务的雄心勃勃相比，显得落寞许多。 

02 

资质之困 下线之谜

此前，喜马拉雅对金融业务是颇为重视的。

在“听小贝借钱”尚未下架前，此产品内嵌在喜马拉雅APP“钱包”功能中。除此之外，喜马拉雅还为“听小贝借钱”设置了单独页面作为服务功能，对入口进行了充分引导。

喜马拉雅并无金融业务牌照，“听小贝借钱”的使用协议显示，该业务主要与具有相关资质的放款机构合作，包括民营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其中还包括以易借速贷为代表的并无网络小贷牌照却与多家网络小贷公司合作的中介机构。

易借速贷的运营方为浙江未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方为广州市沐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广州市熊猫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博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及福建拓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与易借速贷合作的几家小贷公司，情况也较为特殊。其中，沐峰小贷已于2021年6月被注销；熊猫小贷隶属ST熊猫（SH：600599）旗下，后者因P2P平台“银湖网”爆雷；博能小贷的大股东博能集团已被列入失信人名单，旗下博金贷一度是江西省最大的P2P平台，也是江西裕民银行的第二大股东。

而在“听小贝借钱”的直接合作放款机构中，同样包含江西裕民银行的身影。

根据黑猫投诉，截至2024年5月28日，易借速贷共有1816条投诉信息，投诉理由包含违规收取担保费、费率过高、暴力催收等。

由于缺乏放款资质，喜马拉雅仅提供对接金融机构的导流服务，故而在监管问询之后，快速下线了导流页面。

但在助贷及小贷市场受监管越来越严格的背景下，这种历经多个平台周转的金融流程，其中是否包含消费者信息泄露与相关权益的损害？

喜马拉雅导流业务的火速下线，更是带出了一个互联网平台导流业务的常见问题：纯流量推荐服务到底算不算助贷服务，需不需要承担金融风险？从监管机构对喜马拉雅的问询来看，将喜马拉雅导流行为归类为网络借贷中介，也需要承担网络借贷中介的一切义务。

货拉拉也对金融业务筹谋已久。跟喜马拉雅不同，货拉拉旗下拥有小额贷款（广州易人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广州易人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广州易人行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等牌照，还在2023年获得保险经纪牌照（广东小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助贷业务上，货拉拉以“圆易借”产品同持牌金融机构合作放贷。介绍显示，“圆易借”最高额度为20万元，年化利率10.8%起。

“圆易借”公众号认证主体为“广州易人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12月，实缴资本仅为2亿元，法定代表人为货拉拉CFO陈国基。根据广州天河区商务和金融工作局的开业批复通知，该公司可在广州市办理各项小贷业务，但未明确网络小贷业务资质。

而根据《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且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的规定，易人行小贷显然不满足资质。

从牌照层面看，货拉拉对金融领域充满野心。但恰逢货拉拉更新招股书之际，“圆易借”突然下线，结合2023年监管对货拉拉金融业务的问询，加之喜马拉雅动作在前，助贷业务或许已不再是变现的“香饽饽”。

毕竟真正靠助贷为核心业务的公司，也在积极谋求转型了。

 03 

困在转型里

量化派谋求转型已经多年了。

量化派前身为“量子数科”，隶属于量科邦集团。量科邦集团曾拥有知名贷款超市“信用钱包”，对接金融机构、借贷企业与用户，收取手续费。这与后来的助贷业务颇有相似。

2020年，量化派将“信用钱包”正式更名为“羊小咩”。量化派在招股书中提及，公司主营业务分为数字化营销和商品交易赋能两个板块，实现收入的相关应用程序为“羊小咩”和消费地图。

“羊小咩”定位是为用户提供的一站式生活消费服务平台，其中内嵌“享花卡”、“备用金”两种借贷服务。前者是类信用卡产品，后者为量化派导流借贷产品，额度在100元至5万元之间。

在相关投诉平台上，关于羊小咩暴力催收、高利贷、虚假宣传和消费欺诈的投诉超过2万条。

为应对监管环境与市场环境的变化，量化派开始谋划转型，对数字化营销业务加码，也对金融业务进行了重大调整：量化派为金融机构提供精准营销从2021年占总营收76.8%降到2023年的20.2%，为本地商家提供精准营销从2021年的0增至2023年的40%。

据弗若斯特沙利文，于2023年按收入计，量化派在中国场景（提供商本身或其企业客户的专有应用程序或网站）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中排名第七，占市场份额0.5%，且相较于2022年，公司市场份额还有所下滑。

这意味着处在转型中的量化派还在探寻自己的护城河，在数字化营销领域仍要啃硬骨头。但从其不断降低金融机构业务比重来看，结合其此前三战IPO失败的经历，助贷业务一定程度上掣肘了其上市脚步。 04 

结语

当然，造成助贷成为IPO”拦路虎”现象的原因不止于监管环境，也在于市场环境的变化。

2023年，在经济增速下滑与借款人现金流不足的背景下，多家以助贷为主要业务的平台信用减值，质保金或准备金大幅增长，远高于营收增幅，进而拖累了净利润，这种赚钱能力的削弱，也自然影响着尚未上市平台的IPO进程。

此外，喜马拉雅这种纯流量的助贷方式，以及后续的监管问询，同样给业内竖起一盏明灯：尽管只涉足助贷流程中的导流环节，依然要重视合规与消费者保护，承担起网络借贷中介的义务，火速下线然后招股书中只字不提，并不能掩盖助贷业务的痕迹，更不能规避应有的义务。

2024年5月27日下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召开党委会议，再次强调“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要全面落实强监管严监管要求，真正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