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一周后，本周一（5月6日），华夏基金的现货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ETF）首次记录到了日流出量，而其他两只ETF在同一天则没有记录到资金流入或流出。

不过，根据数据提供商SosoValue的信息，通过实物比特币认购ETF股票的交易不会产生以美元计价的现金流入，因此这类交易不会反映在每日净流入的统计数据中。为了更准确地衡量资金流动，该公司采用了比特币流入指标，该指标直接追踪特定交易日所有ETF实际流入或流出的比特币数量。

4月30日，比特币及以太坊的现货ETF正式在香港上市，首批ETF发行商有三家、共6只产品。上市之后，香港居民在满足当地“了解你的客户”（KYC）要求后，可以通过持有香港银行或券商账户购买这些ETF。不过，中国内地投资者无法进行投资，因为内地身份证无法通过券商平台的KYC程序。

为了吸引投资者，基金经理和券商如嘉实基金和博时基金推出了免收管理费的优惠政策，老虎证券则为首批ETF提供了平台费用豁免。香港的现货加密货币ETF在功能上有很大提升，支持以美元、港元和人民币三种主要货币计价，并引入了实物转移机制，允许投资者直接使用比特币或以太坊进行ETF单位的购买和赎回。

根据 SoSo Value 数据的数据，在认购阶段，三只现货比特币ETF累计吸引了2.48亿美元的AUM。而美国比特币现货 ETF 产品，除了由信托转为 ETF 的灰度（GBTC），首日总净值仅为 1.3 亿美元。

HashKey Group 首席运营官 Livio Weng 在上市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香港现货加密 ETF 的交易量将在大约一年内达到美国的 20%。不过，香港证监会投资产品执行董事蔡凤仪在ETF上市仪式上强调，尽管成功上市，加密货币产品仍存在很高风险。她提醒投资者，加密货币具有极高的投机性，价格波动很大，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

或许是提醒起了作用，首个交易日，香港六支新的现货比特币和以太币ETF的总交易量仅为8750万港元（约合1120万美元）。根据香港联交所的数据，华夏比特币ETF以3716万港元的成交额领先。另外，Harvest的现货比特币ETF成交量为1789万港元，以太坊ETF成交量为495万港元，而Bosera HashKey比特币ETF交易首日成交量为1244万港元，以太坊ETF成交量为248万港元。同时，做市商可能贡献了首日交易的大部分，因此未来几周内这些产品的需求将如何维持还有待观察。相比之下，2024年1月份美国11支现货比特币ETF的首日交易量高达46亿美元。

出于多种考虑，香港的现货以太坊ETF目前不提供质押奖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品的吸引力。质押奖励是加密货币网络中的一种激励机制，特别是在使用权益证明（Proof of Stake， PoS）共识算法的网络中。在这些网络中，持有者可以将他们的代币“质押”或“锁定”在网络中，以支持交易的验证过程。作为提供这种服务的回报，质押者可以获得额外的代币作为奖励，这通常表现为年化利率的形式。

在接受外媒采访时，HashKey Group加密资产管理集团HashKey Exchange首席执行官Livio Weng提到，基金发行人需要与监管机构进行更多讨论，以设计和引入质押奖励机制，因为此类活动可能存在风险。

彭博社ETF高级分析师Eric Balchunas指出，尽管香港ETF的规模与美国市场相比仍有差距，但考虑到香港股市总市值仅4.5万亿美元，远小于美国市场的50万亿美元，这些ETF对本地市场的影响力实际上已与美国ETF相当。此外，由于中国内地经济增长自2022年以来有所放缓，香港股市的流动性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2023年2月，一位年轻的社会科学博士生决定立下遗嘱。在这份在线文档遗嘱中，她分别对遗体、财产、资料、电子产品、社交媒体和纪念板块进行了说明。如希望在身故后，将登记过的器官捐献给当地，若不方便则火化，不需要葬礼；除kindle以外的其余电子产品均予以销毁；由父母来处理财务相关事宜，并取消在购物网站上自动续订的会员。最后，她将该文档链接发给了几位朋友，并承诺会定期更新。“订立遗嘱并非抵抗风险，而是与风险共存；不是放弃生命，而是希望以能够体现我自由意志的方式对待我在生命存续期间的所有物。”对她而言，立遗嘱并不是一件值得避讳的事，而是一个整理自己、避免混乱和纠纷的方式。近年来，早早就立下遗嘱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似乎死亡已不再是难以触碰的禁忌黑雾，而是具现化为一块可以自由书写的墓碑，借由安排好身后事的整场仪式，以更加清晰地认知存在之价值。自人类进入高度信息化时代以来，随着每一口呼吸，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不同网站上生产数据，直到生命终结的那刻，已留下了海量的“数字遗产”。面对如此庞然而伴有生者记忆的数据，有人认为，死后并不介意任人评说，因而对于这份“遗产”是否需要继承、何种方式继承不甚关心；然而，仍存在大量中青年群体，或许正积极着手规划个人资产的死后分配。那么，目前的法律规制体系如何界定“数字遗产”性质？面临数字继承可能的冲突，数字服务提供商如何对去世用户的数据进行保护与处理？今日飒姐团队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二。

01遗嘱年轻化与赛博遗产的出现

中华遗嘱库于2024年3月21日发布的《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3年度）》显示，立遗嘱人群年轻化趋势显著，平均年龄从2018年的77.43岁逐步下降至2023年的67.82岁。这种年轻化也体现在了遗产种类的变革上，如支付宝、微信、QQ、游戏账号、虚拟币等虚拟财产成为了60岁以下中青年立遗嘱人群的新型资产。具体来说，数字资产可以包括电脑上的各种文档、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文字信息、照片、视频、邮件往来、订阅的各类服务、电子书、在游戏中积累的战绩与代币等、发布的待售物以及个人作品等。这一些被不断产生、却较难被制造者集中注意到的点滴“数字足迹”，构筑起了个体的身份意义，甚至在其死后作为一种“数字化生命”的形式存在。在2022年火爆出圈的动画作品《万神殿》中，提出的“上载智能（Uploaded Intelligence）”概念，便是将人类意识、记忆等神经元活动信息全部扫描上载，存储于云端，并可以在虚拟空间进行形象复现。无独有偶，上世纪90年代的实验性质动画《Lain》，作者更早提出了基于“舒曼共振”原理申发的“全球脑（Global Brain）”设想，意在使得全人类借助信息处理工具，使彼此的意识相互作用，结成具有神经系统性能的巨型网络，可以理解为一种地球智能。似乎一直以来，我们对于“数字永生”的渴望从不曾停止。《黑镜》中复刻了故去男友形象的女人，以及最近被反复提及的“AI复活亲人”议题，都无一不在提示一种先验主义立场，孔夫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或许应该逆转，若我们未曾想过死地，又如何从容面对生境？回到我们的现实情境中，当自然人死亡后，其产生的数据等种类繁多，部分仍储存在企业相关平台上，具有流通与交换价值，而这部分数据同时也可能包含着隐私、敏感信息。那么，从法律角度看，这一类数字资产是否能作为遗产被继承？遇到双方权利冲突，如何判断数据权属？

02数字资产可以作为遗产吗？

我国《民法典》第1122条对遗产作出了界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可见，若将数字资产作为遗产继承至少须满足两个要件，其一是合法性，值得一提的是，以虚拟币为例，若在境内进行ICO，或在境外进行ICO同时在境内宣传引流，我国法律会将其认定为“非法融资行为”，因而发出的代币则无法在目前法律框架下被认定为合法财产；其二是具备财产性，尽管数字资产通常具有一定财产价值，但事实上，学界及实务关于“财产显著类”与“人格显著类”等不同类别数字遗产的属性认定并未完全统一。另外，可以看到，《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也为数字资产等虚拟财产的认定预留了细化、补充的立法空间。司法实践上，国外已存在不少关于数字遗产继承的判例。如美国“数字遗产第一案”中，美军士兵意外身亡后，其父亲向雅虎请求继承儿子的雅虎邮箱密码，以便获取其子留下的文字、照片等，雅虎以侵犯逝者隐私权为由拒绝了该请求。美国法院认定该父亲无法继承其子的数字遗产，但鉴于这些数据内容有关逝者生前活动、回忆，对其父亲意义重大，故对于雅虎方，要求将邮箱内信息刻盘后交给其父。而2015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Facebook继承案”则采取了不同思路，一位母亲为查清女儿的死因，请求Facebook登录其女儿账号遭拒，德国法院认为其女儿与Facebook之间的服务合同可以被其监护人继承，因而要求Facebook开放账号数据。由此看来，两案各有偏重，均提供了平衡用户数据隐私保护与近亲属对数字遗产继承权的经典范本。在我国，多数司法案例与实务观点承认数字财产具有与有形财产一样的法律地位，并应该予以法律救济和保护。例如，在2003年“我国首例虚拟财产纠纷案”中，原告李宏晨辛苦打怪升级获得的装备被盗，起诉游戏公司要求恢复丢失的游戏装备并赔偿相应经济损失。法院审理认为玩家在游戏中获得的武器、装备等是具有价值的无形财产，运营商理应对其尽到保护义务，故应恢复李宏晨所丢失的装备并赔偿损失。因此，综合以上来看，数字资产是可以作为遗产进行继承的。

03赛博遗产的法律保障途径

尽管理论上继承数字遗产可以实现逻辑闭环，但在目前相关法律规制尚未完善的背景下，对于财产性和人格性不同类型的数字遗产继承难以统一标准；同时，网络运营商与用户之间通常存在服务协议，平台对数据控制、使用的不同规定也会限制对于数字遗产的继承，种种原因造成了数字遗产继承欠缺实操性。针对类似问题，国内外企业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其中以设置数字遗产代管人、联系人等托管服务最为常见。例如，谷歌在2013年推出“闲置账户管理员”功能，由用户在生前决定其账号闲置后谷歌通知的受托代理人，及其托管范围，代理人有权处理指定范围内的数字资产。若用户未及决定代理人，谷歌则直接和身故用户的直系亲属联系，协商账户处理事宜。同样，苹果也在近年推出添加遗产联系人功能，用户确定的遗产联系人可申请访问iCloud上的内容。微博在2020年推出对逝者账号设置保护状态的规定，核实已去世的用户账号，无法登陆、发布或删除内容，亦无法更改状态。对于不同主体，首先，有关立法机关应当积极修订立法、出台司法解释，为数字遗产继承规范提供指引；数字服务提供商则需要采取审慎的态度思考和修改网络服务协议，可以着手开发数字遗产代管服务，对用户数据处理意向进行预先收集，以避免后续可能的数据处理纠纷；对于被继承人个人，则要提高对于数字资产的认知，明确个人数据权益。

04写在最后

数字遗产的继承很大程度上须尊重当事人的意愿，面对过往的数字足迹，是选择保留数据，并作为自己的数字分身长久地存在于网络空间，还是选择体面地删除痕迹，行使“被遗忘权”，均需要由当事人本人进行确认。对于相关服务提供商，务必守好数据利用的底线，充分尽到保护死者相关隐私的义务，完善数字遗产继承技术规范，提供积极解决措施。

作者 | 姚丽

来源 | 零壹智库

中国的互联网贷款出海潮，比当前中国企业的出海潮要更早。大致始于2017-2018年，彼时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正在逐步转向。

在这批出海玩家中，雷军、周鸿祎、周亚辉等是第一批吃螃蟹的。小米和顺为在印度投资过大学生分期贷款平台，并在印度推出“小米贷款”；周鸿祎、周亚辉二人联手打造的现金贷平台摩比神奇在印尼和印度市场曾占据头部地位。

此外，在上市助贷平台中，信也科技（NYSE：FINV）、嘉银科技(NASDAQ:JFIN)和奇富科技（NASDAQ：QFIN/03660.HK)是出海的先驱。而在今年，乐信(NASDAQ:LX)也开始跃跃欲试。

近年崛起的国内助贷机构洋钱罐等平台也在印尼、尼日利亚、墨西哥等地有所布局。

经过多年的“耕耘”，中国互联网贷款出海做得如何？

从媒体报道来看，印尼现金贷前五以被中资占据，而从信也科技的年报来看，它在印尼即将盈利。至于其他公司到底赚了或赔了多少钱，还没有明确公布的信息。 01 

印尼现金贷前五大玩家均来自中国

与国内监管收紧同步，2018年前后涌现的这一波助贷出海潮，在2019年前后达到高峰。一批玩家，包括国内的助贷平台，互联网平台以及新的数据科技公司，去海外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和监管红利。

2019年，有媒体报道，周鸿祎和周亚辉联手打造的摩比神奇在海外发展现金贷，仅在印度市场就日放6万单，在印尼每天放款笔数也超过2万单。

周鸿祎旗下奇富科技的全资子公司还在印度推出贷超平台LendingAdda。此外，奇富科技也探索过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市场

另有媒体报道，早在2017年雷军的小米和顺为资本投资了号称印度版分期乐的KrazyBee，主要做大学生分期贷款。2019年12月，小米在印度推出“Mi Credit”（小米信贷）。

近年来印度“营商环境”变化较大，这些机构在印度发展如何，公开信息很少。

在印尼，来自中国的玩家占据了头部市场。

据报道，在市场环境相对成熟的印尼，现金贷的前五大玩家均来自中国，包括洋钱罐的Easycash,拍拍贷的Adakami,摩比神奇的Rupian Cepat,ADVANCE.AI（领创集团控股）的Kredit Pintar,以及印闪（王一戈控股，红杉资本投资）的Adapundi。

尽管如此，仍有新的玩家在加入。

在3月的财报电话会上，乐信表示出海是公司未来的战略方向之一，目前公司在东南亚与南美初步展业，但规模不大且发展相对早期。

与国内的发展路径相似，在早期的“野蛮”生长后，东南亚市场的监管加强。

以助贷出海的前站印尼为代表，利率上限、催收以及持牌经营等方面的监管都在加强。一方面，对平台的经营能力和风控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促使玩家们去探索其他地域和国家的市场。其中，人口基数巨大的印度继印尼成为玩家奔赴的第二站。 02 

信也科技：国际营收大增

在上市头部助贷平台中，信也科技的海外业务发展最快，已成为新的增长点，且相关披露较为充分。

根据财报，信也科技2020年、2021年及2022年国际业务在贷余额分别为1.9亿元、3.3亿元及8.0亿元，贡献营收分别为2.7亿元、8.3亿元及11.5亿元，占比分别为3.6%、8.7%及10.3%。

2023年，国际业务更是成为其新的增长点，实现营收21.4亿元，同比增长85.9%，收入占比升至17%；而整体收入增长12.7%至125.5亿元，海外业务对营收的拉动作用明显。

财报显示，信也科技2023年国际业务交易额达到78.5亿元，贷款余额达到12.6亿元，分别增长了84.7%和57.5%。

信也科技于2018年开始布局海外，首选印尼，并于2019年12月获得了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OJK）颁发的基于技术和信息的金融借贷机构许可证，在印尼现金贷市场份额领先。

2023年7月，信也印尼业务品牌AdaKami与印尼数字银行Seabank达成合作，打造“出海技术+本地运营”的生态格局。

信也科技的海外业务组建了一支本地化率超过80%的国际化团队，整合了印尼本土核心资源，与多家知名银行、电子商务和支付平台展开合作，印尼业务成交资金的近70%来自于本地金融机构。

据了解，信也科技以在印尼和菲律宾市场的成功实践为指引，积极开拓以泛亚太为核心的国际市场。公司旗下智能语音呼叫产品“Blu AI”已经在印尼、菲律宾、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五国的多家金融科技平台上线，完整覆盖各类金融业务场景的语音呼叫需求。

在3月19日的财报电话会上，信也科技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印尼业务在2024年全面实现盈利；信也科技在菲律宾也获得当地监管部门颁发的相关金融借贷牌照，在菲律宾市场的规模排名第二；此外，在拉美地区开展科技服务业务。

关于国际业务，信也科技表示“公司将加大牌照投入，开拓新的国家市场、加速海外战略实施，同时将对印尼、菲律宾业务加强投资和扩大规模。”

据媒体报道，2023年5月，原蚂蚁集团国际业务首席风险官顾鸣出任信也科技印尼业务CEO。顾鸣曾于2014年加入信也科技的前身拍拍贷，先后担任风险总监、首席风险官兼首席数据官等职位，2021年加入蚂蚁集团。

此次顾鸣回归，显示出信也科技对国际业务的重视。 03 

嘉银科技：重仓东南亚

嘉银科技的海外业务由旗下金融科技子公司极融科技（以下简称“极融”）开展。极融在2016年由嘉银科技内部孵化而来，自2017年起就开始在东南亚等地区拓展业务，帮助国内小贷公司在海外落地。

嘉银科技的海外业务布局较广，董事长严定贵曾表示，将探索金融科技在东南亚、拉美、非洲等更多国家和地区落地的可能。

根据公开信息，嘉银科技的海外业务也“重仓”东南亚，2019年在印尼建立办公室。据媒体报道，嘉银金科旗下印尼现金贷平台“Soluskita”曾被收回牌照，后通过新的持牌平台在印尼展业。

此外，嘉银科技于2021年9月开始在尼日利亚开展业务，在墨西哥也有合资企业。

目前，未见嘉银科技国际业务业绩贡献情况的披露，其业务规模相对较小。

根据财报，2020年，2021年及2022年，其向海外子公司提供的贷款均在千万元级规模：2020年，嘉银金科向位于墨西哥与印尼的海外子公司提供了总计36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2021年向位于印尼和尼日利亚的海外子公司提供了总计51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2022年，嘉银金科又向尼日利亚子公司提供了2100万元人民币贷款。

嘉银金科在2023年三季报中披露，公司已经在人口数量达到2亿的非洲尼日利亚取得了阶段性突破，盈利能力取得明显改善。

近日，一位英国华人女外卖员简雯（音译，Wen Jian）因涉嫌百亿比特币洗钱大案被英国司法机关以涉嫌洗钱罪送上法庭的新闻火遍币圈。本案除金额巨大、故事曲折以及犯罪嫌疑人身份反差带来猎奇观感外，涉案赃款究竟来源于何处引发多种猜想。而随着英国法院相关诉讼文件和法律文书的进一步披露，目前赃款来源已基本明晰——天津蓝天格瑞钱某某、任某某、吴某某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根据英国司法机关公开的信息，蓝天格瑞案首犯钱某某在将所有涉案赃款兑换为比特币后，潜逃至英国，并利用简雯清洗赃款，现因洗钱案发，英国司法机关已经查获并扣押了价值300亿的6.1万枚比特币。今天飒姐团队就结合实务经验，为大家详解加密资产跨境追赃的具体路径，为蓝天格瑞案的众多被害人们挽回损失提供思路。


01全球著名女骗子与身价百亿外卖员的故事

想必关注飒姐的老粉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不陌生，e租宝案、泛亚金属案等一个个载入史册的非吸大案至今提起都让人心有余悸，而这些案件在时间线上都有一个特点：14、15年左右吸储，17、18年左右爆雷，蓝天格瑞也不例外。

根据我国公开的裁判文书和媒体资料，蓝天格瑞案及其关键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2014年3月31日，钱某某（别名“花花”“花姐”等）伙同任某某（法定代表人）等人在天津市注册成立了天津蓝天格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并利用该公司（未持有任何银行牌照）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主要是老年人）推广、宣传和售卖所谓的“保本高收益”的短期投资理财产品。这些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一般是6- 30个月，承诺年化收益率最低100%，最高300%。在那个金融监管缺失的年代，短短几年时间，蓝天格瑞就通过传销的病毒式传播方式，在全国开出了几十家分支机构，受害者高达10万人以上。正是以这种向老年人非法吸储的方式，钱某某在短时间内获取了数百亿庞大的资金。

需要额外一提的是，钱某某除了颇能忽悠外，其同时还是一个币圈“老墨鱼”，早在利用蓝天格瑞吸储之前，就已经发现了比特币挖矿的巨大商机。2013年，钱某某利用比特币第一次爆发的热度，开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矿场”，并大肆对外宣称自己的“矿场”能够提供矿机托管服务，承诺年化收益率300%。通过比特币挖矿，钱某某逐渐了解到比特币在资金转移、洗钱等相较于其他资产的卓越“优势”。

也正是如此，钱某某趁加密资产监管规范尚未出台、全球反加密资产洗钱制度尚未建立的“空窗期”，就要求任江涛将当时天津格瑞吸收大量资金通过火币等平台兑换为比特币。这一招其实很聪明，进可攻退可溜。

对于比特币这种在一夜之间翻倍暴涨的特殊非标资产而言，如果投资者的命够好、投资手段够高，300%的收益率确实不算高，甚至还略有保守，因此，如果钱某某购买的比特币涨得够好，那兑付300%的收益完全不是问题。但是，币圈老伙伴们都知道，在2014年-2017年蓝天格瑞暴雷的这段时间内，比特币的价格一直在200美元-800美元这个幅度内波动，基本上支撑不了钱某某所承诺的年化300%的收益，直接导致了蓝天格瑞的崩盘。

而一但发生暴雷，钱某某将非法吸收的资金兑换为比特币的聪明之处就立刻体现了出来：2017年，钱某某先化名“NAN YIN”买了一本缅甸护照，然后再通过冒用他人身份的方式，搞到了著名离岸圣地、避税天堂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的护照，仅携带了一个装满比特币的笔记本电脑，就将百亿赃款成功转移至伦敦，潜逃至今。

钱某某携款逃到英国后，由于自己已经上了中国黑名单不能轻易露面，同时加密资产监管和反洗钱措施已经愈加严格，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钱志敏急需找到一个“白手套”将赃款变现。此时，离异带娃一人漂泊在英国的女外卖员简雯通过钱某某发出的小广告与其相识，几年时间帮着钱某某洗钱、花钱，当替身出面处理各种事务，前前后后给钱某某洗了几百万英镑的赃款。

但是，钱某某可能是一个聪明且碰巧踩中时代风口的骗子，但却没有大规模洗钱的精明头脑。一个外卖员频繁出没伦敦哈罗德百货、购买超豪华别墅等显著异常的行为立刻就引起了英国监管机构的注意，最终英国警方通过长期布局，一举将简雯抓获并扣押了钱某某几乎所有的约6.1万元比特币赃款。虽然钱某某还是在英国警方眼皮子底下跑了，但已经不影响大局。

02蓝天格瑞受害者如何跨境追赃？

目前，针对这6.1万个比特币赃款，英国皇家检察署已经依据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和《（打击）严重犯罪法》的规定，通过司法程序向高等法院提起了追赃程序（刑事没收程序）。根据听英国《犯罪收益（追缴）法》的规定，当犯罪嫌疑人在治安法院被定罪后被移送至刑事法院，或已被刑事法院判罚有罪，那么刑事法院可以依据检察官或英国国家（打击）犯罪局的请求来启动刑事没收程序。该程序类似我国的一个审判程序，由检察官或打击犯罪局对犯罪嫌疑人是否从犯罪或相关行为中获益、获益具体数额等进行举证，经法院审查后决定是否签发没收令。目前，本案尚未有进展，英国法院在签发没收令前，还需通过司法程序来确定该赃款是否有其他合法的权利人存在。

那么，我国蓝天格瑞案的被害人，是否能够对这些比特币主张权利？应通过何种途径主张？1、向我国司法机关提出跨境追脏请求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之间开展刑事司法协助，通过对外联系机关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等对外联系机关负责提出、接收和转递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处理其他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相关的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之间没有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通过外交途径联系。”飒姐团队提示，我国与英国其实是签署过相关刑事司法互助条约的。2013年12月2日，我国与英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因此，中国和英国在刑事案件涉案赃款的追赃挽损方面具有法律基础。而根据前述《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规定，我国司法部应当是本案中向英国司法机关发起联系、提出追脏要求的主要职能机构。因此，目前飒姐团队建议蓝天格瑞案的受害者们，首先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向我国司法部等职能机关提交申请书等能够证明自己系该案受害人的材料，向职能机关反映情况、提出追赃挽损等合法请求，以此维护自身的权利。参照英国相关司法实践先例，外国被害人向英国司法机关提出追缴赃款的成功案例其实并不少。在Alamieyeseigha案中，尼日利亚就是通过在本国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在英国提出民事诉讼的方案，成功追回了Alamieyeseigha转移至英国的约1700万美元赃款。甚至，尼日利亚还以公共利益为由向英国法院和警方申请披露了Alamieyeseigha案中的相关证据，成功将犯罪嫌疑人转移的资产查的一清二楚，为成功追脏挽损打下坚实基础。我国在跨境司法合作方面也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如余振东案、李化学案，等都是我国的成功经验。2、自行通过民事诉讼挽回损失如飒姐团队之前所述，香港、英国等国家，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如因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而遭受损失，可以通过自行向犯罪嫌疑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追脏挽损。但是，在本案中，飒姐团队并不建议将自行提起民事诉讼作为首选方案。这主要是因为，本案中涉案款项已经从法定货币（一般等价物）被转化成了加密资产（特殊资产），如果被害人直接向英国司法机关提出民事诉讼，首先就要面临证明自己是涉案财产权利人这一极大的难题，即使我们提交投资蓝天格瑞的投资合同、银行转账流水也无法直接证明目前涉案的比特币与我们的财产之间存在英国法律认可“关联”。另外，在英国聘请律师发起此类诉讼成本极高，且不确定性大，需谨慎选择。

03 写在最后

加密资产的追脏挽损即使在我国国内都并非易事，更遑论要到其他国家或司法管辖区进行追脏，因此，飒姐团队建议本案受害者们对我国司法机关保持必要的耐心。而对于该案，飒姐团队将会保持密切关注，及时为伙伴们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香港奇点财经4月29日报道。最近，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宣布与瑞士私人银行集团EFG International AG达成和解协议，要求其支付37.4万美元的和解金，以解决其因明显违反多个制裁项目而可能产生的民事责任。

EFG银行是一家全球性的私人银行，该银行为机构和个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截至2023年6月，其管理的资产约为1465亿瑞士法郎（约合1657亿美元）。

根据OFAC 2024年3月14日发布的声明，EFG的多家全球子公司通过美国托管人的综合账户，以EFG名义而非客户名义代表外国客户进行证券交易。2014至2018年，EFG在巴哈马、开曼群岛、卢森堡、摩纳哥和瑞士的子公司处理了727笔、价值约2990万美元的交易，违反了古巴资产管制条例。

2009年，EFG新加坡分行为一名后来在2014年被OFAC指定为特别指定毒品贩运头目（SDNTK）的中国公民开设了投资账户。尽管EFG新加坡对该账户实施了内部限制，但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未通知其美国托管人或其他与综合账户交易的美国证券公司。

2023年，EFG瑞士子公司的一名客户根据第14024号行政命令被OFAC指定，第14024号行政命令指定的对象通常与某些被美国政府认为有安全风险、违反了美国政策的个人或实体有关。EFG虽然对该客户的账户实施了内部限制并通知了美国托管人，但因疏忽未能通知所有相关证券头寸，导致美国证券公司为该账户处理了至少五笔价值约1200美元的股息交易。

不过，EFG银行在2017年和2023年向OFAC进行了自愿披露。考虑到这点，OFAC在评估后认为EFG案件的严重性较低，但也存在一些加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EFG未能有效筛选并及时通知美国托管人关于被冻结人员持有的头寸，以及该银行为受到全面制裁的古巴提供了经济利益。

不过，EFG也存在一些缓解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减轻其违规行为的影响。具体来说，EFG对特定账户实施了内部限制，并在过去五年没有违规记录。同时，EFG在OFAC的调查期间提供了实质性的合作，并且采取了补救措施，如建立风险控制框架和进行年度制裁风险评估。

在法律和合规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处理违规或违法行为的案件时，”加重因素”和”缓解因素”是两个重要的概念，它们通常用于评估案件的严重性，并在确定处罚或和解金额时起到关键作用。鉴于这些缓解因素的存在，OFAC同意的和解金额为37.4万美元，明显低于2.76亿美元的法定最高限额。

OFAC指出，该案件突显了全球性金融机构，特别是那些在美国托管机构持有综合账户的机构，在遵守美国制裁法规时可能面临的风险。由于这些机构可能缺乏对其综合账户下基础子账户的直接了解，OFAC建议它们应采取基于风险的控制措施，以弥补信息缺口。包括进行例行的账户筛查、持续的尽职调查，以及在发现受制裁影响的客户时，迅速实施必要的限制和控制措施。

OFAC在声明中提供了大量合规资源以协助金融机构遵守美国的制裁法规。其中包括2019年发布的《OFAC合规承诺框架》，这是一个指导性文件，概述了制裁合规计划的关键要素，并说明了OFAC如何将这些要素纳入违规评估和调查解决过程中。

此外，OFAC网站上的常见问题解答（FAQ）提供了关于制裁相关问题的直接信息。特定行业的合规指南为不同行业的运作特点提供定制化建议。民事处罚程序信息、经济制裁执法指南以及制裁名单和搜索工具，均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如何确定罚款金额、提出违规指控、筛查客户和交易的详细信息。另外，定期发布的制裁违规案例新闻稿和执法信息，也可以帮助机构了解常见违规行为和处罚实例。

声明提到，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已经提出了一个举报人激励计划，适用于违反OFAC管理的制裁的行为。具体来说，该计划为举报人提供了获得奖励的机会，如果他们提供的信息最终帮助成功执法，并且由此产生的罚款超过100万美元，举报人就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励。

近期，数字藏品行业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不同于此前深陷舆论风波的某数字藏品平台，本次事件所牵涉的主体更像是一个以投资“数字藏品”为幌子的诈骗平台，前者好歹是数字藏品行业的范畴只是平台内部和运营上可能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后者则属于是利用“数字藏品”这一名号，给本就趋于沉寂的数藏行业又抹了黑。飒姐团队今日文章，便为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这一由上海警方破获的“数字藏品”集资诈骗案。

01“数字藏品”投资——犯罪团伙的新花样

众所周知，所谓数字藏品是指使用区块链技术，对应特定的作品、艺术品生成的唯一数字凭证，相较于以往的数字艺术品，其最大的不同在于运用了区块链技术，生成了唯一的编码，使得该数字艺术品与其他类似的数字艺术品相区分，因而具有了更高的收藏和欣赏的价值。而涉案的A平台上的所谓“数字藏品”则并没有这样的编码，更没有运用区块链技术，实质上就是一些普通画作的招片。据报道，这些画作是犯罪分子以200-300元左右的价格从美术学院的老师或同学手中购买，本身价值极低，成本极低，但经犯罪分子的悉心包装，转手上传变成了网上价值数千乃至上万的“数字藏品”。那么，这样一些“一眼假”“一眼便宜”的“数字藏品”又是怎么博得诸多用户青睐的呢？这一切，都离不开“投资”二字。尽管“数字藏品”本身很假，但平台的“玩法”很有“诚意”。与正规的数字藏品平台一样，A平台上有诸多发售的“数字藏品”供大家买入，但平台同时承诺用户买入的每一个“数字藏品”都有着3%的固定涨幅，而每次交易需要支付其中2.4%作为手续费，剩下的0.6%就是用户的投资收益了。换言之，假设甲当天买入10000元的数字藏品一幅，那么次日就一定能以10300元的价格卖出，扣除手续费，实际到账10060元，净赚60元。除此以外，平台还要求，用户在卖出一个数字藏品之后必须立刻买进同价位的画，以此迫使用户不断投入资金进行买卖。用户同样可以选择将画作兑现，但收到的只有前述廉价的画作。除此以外，为了进一步刺激用户消费、拍画，犯罪分子不仅自己注册小号营造数字藏品买卖火热的假象，而且还推出各类抵用券，诱使用户购买抵用券以享受更多的权益。如此种种，最终使得犯罪分子借助手续费获利1700万元。

02固定收益投资——典型的集资诈骗

非法集资这一类罪名想必各位读者都不陌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首先考察的是该行为是否满足“非公不利”这四个要件。在本案中，A平台以买卖数字藏品为名义实际上实施了吸收用户资金的行为，该行为属于“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满足非法性的要件；根据网络上的公开信息，A平台也通过了诸如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方式向社会进行了公开宣传，满足公开性的要件；A平台上面的数字藏品被设置为存在固定3%的收益（实际收益为0.6%），满足利诱性的要件；A平台对用户没有设置准入要求，任何用户均可以登录进行交易，且宣传时面对公众宣传，因而满足不特定性的要求。因此，A平台的行为是典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值得考虑的是，该行为是否进一步构成集资诈骗罪。事实上，参与买卖的用户并不关心“数字藏品”的真伪，甚至可能知道其实际价值仅几百元，他们只是想从中获利，并且认为自己能够“把握机会、及时抽身”，因此似乎不存在被骗的客观事实。既然没有被骗，那么就更谈不上集资诈骗罪的构成了。但是，飒姐团队认为，本案仍然属于典型的集资诈骗罪的情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用户被欺骗的，并不是数字藏品本身的真假，而在于犯罪分子使用户相信他们能够从中获利，但事实上，用户并不能实际取得自己平台上记述的资产数额——这正是本案的“诈骗”之处。同时，该事实也足以证明，犯罪分子根本不想向用户交付其应有的资产数额，非法占有目的明显。由此，A平台的运营者大概率涉嫌构成集资诈骗罪。

03警惕“投资”——用户和从业者们都应警惕的红线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这确确实实是一起打着“投资”旗号的集资诈骗行为，其模式与此前飒姐团队公众号介绍的国内NFT首例涉刑案如出一辙（附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wwr9W0QGDgvlhTRfIZElA），只是后者是一起手法娴熟的传销行为。而两者的共通之处便在于，都是打着“投资”“收益”的标语吸引着诸多用户踊跃参与，从而骗取用户的资金。这就告诉用户们，无论是在数字藏品平台上抑或其他Web3项目中，如果平台方以“投资”“能赚钱”“收益高”等名义进行宣传，那么应当仔细确认其取得收益的方式和渠道以及其宣传的口径和方式，一旦发现其行为符合“非公不利”的要件或是传销行为的要件，又或者可能存在“诈骗”行为，那么应当及时止损，远离“雷区”。而反过来，对于诸多仍然致力于创业，致力于在数藏行业乃至于Web3行业奋斗的从业者们，在进行宣传以及项目设计时，应当充满对“投资”以及类似文字的警觉之心，妥当设计玩法，切不能让项目成为犯罪分子利用的工具。

04写在最后

新兴的赛道需要众人的维护，行业的兴起更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只有守住红线，创业者们才能脚踏实地，用户们才能拥有支柱。

今年1月，英国警方正式受理了一起发生在元宇宙中的“未成年人性侵犯”事件。据英国《每日邮报》称，受害者是一名未满16岁女孩，其在元宇宙中设立的虚拟角色（Avatar）被一群陌生成年男性进行了“轮奸”。负责该案的一名警官表示，“由于VR游戏的体验非常身临其境，因此她（受害者）的心理创伤和现实中的强奸受害者是完全一样的”，事实上，这是英国首次对虚拟世界的犯罪开展调查。而此前，世界各国也曾频繁发生“VR性侵”案件，今日飒姐团队就从这些案件出发，为大家分析当前元宇宙性犯罪领域的刑法规制已有的进展与可能的方向。

01余震不断的“VR性侵”

2016年一名业余作家贝拉明（Jordan Belamire）在体验游戏《QuiVr》时，由于话筒传出她的声音而被其他玩家识别为女性身份，“陌生用户BigBro442飘浮的手靠过来，几乎开始揉搓我的胸。我哭着喊停止，却激怒了他，即使我转身离开，他也追着我，在我胸口附近做出抓握的动作。之后他甚至把手伸向我虚拟的胯部，开始摩擦。这种虚拟触摸的感觉就和真实一样。当然，我的身体并没有被摸到，但这仍然很可怕。”

2022年，迎来元宇宙大爆发元年。日本网友秋空发布贴文称，其在游戏《VRChat》中穿戴VR设备睡眠时被“性侵”，她醒来后发现有玩家在其虚拟角色身体上扭动腰部，对其心理造成了严重创伤。《VRChat》为玩家创造了更高的表达自由度，通过穿戴VR设备登录游戏，可以实现对口型、脸部表情、肢体动作等的控制，而这种高度逼真的交互体验无异于一把双刃剑，肉身沉浸的爽感同样也可以翻刃见血。

同年5月，一个长期揭露企业违规的非营利组织SumOfUS，对游戏《Horizon Worlds》进行了研究。然而，某女性研究员进入游戏后不久，立即遭到了男性形象用户强奸，周围也聚集了不少喝着伏特加的看客，并戏称其是“一场免费的表演”。

诸如此类的性暴力频频发生在虚拟空间，其严重性非同小可。近年来，市面上已经出现了众多VR设备产品，其应用环境内针对青少年儿童等开发的VR游戏更是吸引了一大批低龄用户涌入。在一个全然无防备、自由度极高、设备传感灵敏的虚拟空间中，用户原以为接上了机械臂，便能如臂使指，万物皆化为我用，却不想，剥离了这层数字外衣，人还是那个肉胎凡身。安全风波欲平又起，也使不少炙手可热的科技巨擘笼罩在阴云之中。

02“隔空猥亵儿童”已确定入罪

对于身处元宇宙的虚拟角色，其所受到的性侵害是否能与现实世界等同，针对这一问题，学界并无定论。在前元宇宙时代，有部分观点认为，动作类人身犯罪不能以计算机等为工具实施，不发生真实的法律效果，因人身犯罪通常是具有接触性的犯罪。彼时，也有不少学者表态，对元宇宙场景进行刑事规制为时尚早，研究此类命题只是制造了新一轮学术泡沫。

随着元宇宙相关技术并轨发展，基于视触觉反馈的远程情趣设备不断面世，例如成人网站Pornhub推出的Teledildonics系列情趣设备、杜蕾斯可远程操控的Fundawear情趣内衣，以及VR通用穿戴式设备等，都可以在虚拟场景中提供灵敏真实的体感互动，因而，性犯罪领域的刑事规制或许也要注重“因技而变”。

一般认为，在虚拟空间实施“强奸”在语义上几无可能，这也是因为要在虚拟空间中严格论证“纳入式”器官接触阻碍较大，而判定“猥亵”则存在扩大解释的空间。

尤其是2018年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骆某猥亵儿童案”，和次年最高院发布的“蒋成飞猥亵儿童案”，明确了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引诱、强迫儿童拍摄、发送不雅照片、视频的“隔空猥亵”行为具有同样的社会危害性，可以构成犯罪。至2023年5月，最高院、最高检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则明确规定依法严惩利用网络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

那么，若更进一步，在元宇宙等虚拟空间中，通过VR设备实施猥亵行为，是否也能构成犯罪呢？

03从过去到未来，元宇宙走向哪里？

为厘清思路，对元宇宙这一空间概念进行界定，让我们暂时把目光投向稍有些遥远的上世纪七十年代。

站在1971年的界点上，科幻小说鼻祖级人物、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对近乎半个世纪后的世界作出了精准预言。在其小说《未来学大会》中，主人公蒂赫经过了多年的冷冻，在纽约的一家复苏馆完成复苏。他醒来后发现，在2039年，全球资源已经枯竭、鸟类因空气污染严重而绝迹、天气可以被控制、服用药丸即可迅速掌握高深的知识。然而，当他停止服用“梦饰宝”时，却惊觉眼前一切精致体面的世界外观全为服药后呈现的幻象，美味的餐食已经发馊长毛，温文尔雅的朋友状似骷髅，而没有人愿意在这场梦里醒来。后来的《黑客帝国》等系列电影也正是沿用了这一经典设定。

1992年，美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出版了小说《雪崩》（Snow Crash），首次提出了“超元域”（Metaverse）的空间概念，一个超越现实之上的三维空间，这便是元宇宙的前身。实际上，吉布森1984年出版的《神经漫游者》同样也赋予了“赛博空间”新的内容，即除了产生单纯的视觉虚拟信息外，还包括电脑爱好者在游戏机前体验到的交感幻觉(consensual hallucination)，这也由此定义了“赛博空间”乃至元宇宙的基本特性。

试想，当元宇宙游戏玩家高度沉浸在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低延迟的、已经借由虚拟形象建立起身份认同、保有了主体性的虚拟空间中，其身体的不同部位通过连接传感器、VR终端设备同步接收到场景刺激，进而实现类人感官体验时，该主体的数字化角色受到性暴力的羞辱与侵犯，必然会带来极其不适的恐惧感。

YouTube的VR游戏主播Phia曾针对幻触现象发起调查，515份有效样本显示：刺痛、模糊，火灾或爆炸产生的热量，都是常见的幻触形式。但玩家最常感觉到的幻触里90%是与其他玩家之间的互动触碰，这也说明未经允许的触碰，极有可能造成玩家不适感受，侵犯其精神性权益。

就在上个月，国内某大火的3d恋爱游戏已经正式立项苹果Vision pro版本，称致力于实现“让玩家体会到男主突破屏幕限制、来到女性玩家面前的陪伴感”，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玩家们的高度关注，并已有不少重度玩家当机立断挥米买下Vision pro设备。

当女性玩家们在享受着与男主产生“肢体接触”时，她们便建立了对虚拟角色潜在亲密举动的信任感与获得感，并笃定这份情感连接的真实性。可以推想，这些玩家是否对自由进出虚拟世界而不被侵犯享有期待利益？是否有权基于现实世界规则的常识，选择与其他角色保持适当的距离、杜绝不必要的身体接触？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日，必须对刑法条文进行客观目的解释，以更好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

04写在最后

针对前述发生在《Horizon Worlds》的性侵事件，其出品公司Meta（原Facebook）在每个角色周围设置了一个保护型空间，没有本人的同意，其他玩家不能接近设置者，只能保持一定距离进行交谈，Meta也回应称，不建议玩家对陌生人关闭安全功能。若陌生玩家超过了安全距离，系统会自动进行阻拦，以此来保障玩家的人身利益，这也为我国的相关运营者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技术合规方向。

除此之外，在我国，相关应用设计者还可以通过增强对虚拟空间的信息核查，如添加实名认证，做好信息披露等，以便能够在“隔空猥亵”行为发生的第一时间锁定犯罪人员信息；其次，从业者还应履行相关应用的安全评估义务，根据《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规范要求，相关平台运营者应做好定期安全评估，以检视可能出现的涉刑风险；最后，运营者还应在应用中构建高效便捷的投诉、举报入口，从而加强平台的自我纠偏效能。

香港奇点财经4月26日报道。4月24日，美国总统乔·拜登签署了一项包含针对TikTok的拆分要求的法案。该法案规定，若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即9至12个月内）完成剥离，TikTok将面临在美国的应用商店下架的命运。此前，该法案已在参议院以79票赞成、18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

尽管面临被下架的风险，TikTok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并未受到影响，其用户基数持续增长，目前已有约1.7亿美国人使用该应用，占总人口的近一半。

在拜登签署法案后，TikTok方面迅速作出回应。公司在X中发帖称，他们认为该法案违反宪法，并计划在法庭上反对该法案。TikTok强调，该禁令将对依赖该平台的700万企业和1.7亿美国用户产生严重影响。

同时，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Shou Zi Chew）通过TikTok发布了一段视频，对法案进行了回应。他表示对TikTok在法庭上的胜利充满信心，并保证用户在法律程序进行期间不会感受到任何影响。周受资强调：“我们哪儿也不去，事实和宪法都站在我们一边。”

周受资确实有底气这么说。尽管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TikTok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表示担忧，但迄今为止并未提供确凿证据支持其主张。此外，周受资在视频中提到，并不只有TikTok可能存在隐私和心理健康影响风险，美国本土公司同样存在此类问题。

此举被视为华盛顿对TikTok施加压力的高潮，其根源可追溯至2017年，当时字节跳动收购了卡拉OK应用Musical.ly，并将其重新打造为TikTok。自那时起，TikTok便受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的密切关注。

2020年夏季，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通过签署行政命令，提出了禁止TikTok的提议。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TikTok在45天内将其所有权转让给一家美国公司，否则将面临禁止。随后，美国商务部于2020年9月采取行动，计划禁止TikTok和微信进入美国应用商店。然而，由于法院的禁令，这些措施未能实施。

进入2021年，拜登政府在2月暂停了与TikTok禁令相关的所有法律程序，并宣布将对中国拥有的应用程序进行彻底的安全风险审查。

到了2021年8月，拜登政府再次宣布启动对TikTok以及其他中国应用程序的新审查程序，此次审查特别关注数据隐私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尽管美国各州尝试实施禁止TikTok的措施，但这些尝试最终都未能成功转化为有效的执行政策。

TikTok禁令是否违反美国宪法已经当前话题讨论的焦点。一些观点认为，这样的禁令可能会侵犯该平台美国用户所享有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即言论自由的权利。

法律专家提出，TikTok禁令可能会对言论自由产生不利影响，认为该禁令有可能“扼杀言论自由并限制公众获取信息”，因为TikTok作为一个信息共享的核心来源，其作用不容忽视。同时，有学者指出，立法是否会影响TikTok上言论内容的整体自由是一个关键考量点，基于内容的限制通常需要经过更为严格的宪法审查。

尽管字节跳动目前尚未正式提起诉讼，但专家预计该公司将主要围绕禁令是否侵犯了更广泛的言论自由权进行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律上，通常需要依据法律原则和先例来判定一个法律或政策的有效性，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动机的证明。换句话说，即使可以证明某个法律或政策是出于政治动机制定的，这本身通常并不足以在法庭上推翻它。必须存在法律上的缺陷或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况，才能使法律或政策被判定为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