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奇点财经7月4日报道。周四（7月4日），欧盟委员会确认，自2024年7月5日起将对中国制造的纯电动汽车征收差别关税，具体依据母公司、年营业额和涉嫌获得的补贴金额计算。这些关税将在现有的10%税率之上征收，税率从17.4%至37.6%不等。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决定，上汽集团因未充分配合调查而面临最高的37.6%新关税。相比之下，比亚迪因较低的17.4%关税增幅，而可能在欧洲市场获得更多竞争优势。吉利则位于两者之间，被征收19.9%的额外关税。至于中国其他未合作的纯电动汽车生产商，则征收37.6%的关税。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关税调整不仅波及了中国本土电动汽车品牌，还影响到了在中国设有生产基地或合作关系的西方车企。特斯拉作为在中国生产并大量出口至欧洲市场的电动车企，其上海工厂生产的Model 3和Model Y在欧洲颇受欢迎。然而，配合调查但未被单独抽样的其他中国纯电动汽车生产商，包括特斯拉和宝马将被征收20.8%的关税。特斯拉已表示正在争取单独税率，但也预告呈新车价格可能因新关税而上涨。

目前，这些措施只是暂时的。欧盟成员国将在两周内举行首次投票，但这次投票不具约束力，旨在试探政治形势。上述关税将维持到四个月后做出最终决定为止，如果各国对该提议的反对票数达到合格多数，则可以否决该提议；若该关税提案最终通过，则将持续实施五年。

这一决定是在经过长达九个月的调查后作出的。欧盟委员会调查发现，无论是国内公司还是外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的整个供应链中都存在补贴。欧盟表示，从生产电池所需的原材料开采到将成品运往欧洲海岸的航运服务，补贴无处不在且规模庞大，以至中国制造商能够以明显低于欧盟组装价格出售电动汽车。相比之下，欧盟地区的能源和劳动力成本要高得多。欧盟委员会表示，价格差距引发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口量的快速增长——市场份额将从2020年的3.9%增至2023年底的25%。

此举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德国汽车工业协会等组织担心关税可能对合资企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指出关税并非增强竞争力的充分手段。

而对于正试图通过高科技产品重振经济的中国来说，这一举措无疑是一个重击，尤其是考虑到欧盟是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重要海外市场。中国已经坚决否认了美国和欧盟关于其补贴过剩产能以倾销低价产品的指控。据CNBC报道，中国商务部部长已经与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于6月22日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欧盟的调查。事实上，双方已举行多轮技术层面的会谈，但中方发言人没有具体说明会谈是否仍在进行或已经结束。

尽管存在这些争议和分歧，但欧盟委员会坚持认为其决策是基于对中国补贴行为的纠正，而非出于保护主义目的。此外，双方仍在就避免永久征收关税的可能解决方案进行讨论，以期通过对话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办法。

长远来看，欧盟的关税政策可能会促使更多中国车企考虑在欧洲建立生产基地，以规避关税壁垒并提升当地产业链整合度。比亚迪位于匈牙利的首家欧洲工厂正在顺利建设中，预计将于2025年年底投产。奇瑞最近也与一家西班牙公司签署了一项合资协议，两家公司将在巴塞罗那生产电动汽车和其他类型的汽车。此外，上汽集团亦正在为其在欧洲的第一家工厂寻找厂址。

香港奇点财经7月2日报道。在Warpcast这一基于Farcaster协议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针对当前加密货币领域的监管困境，以太坊的知名联合创始人Vitalik Buterin直抒胸臆，表达了他的深切忧虑。谈及监管现状，Buterin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作为加密货币用户大国，其监管手段却显得模糊不清且缺乏均衡性，这引发了加密货币社区的广泛共鸣。

针对去中心化社交媒体平台Warpcast上一位用户的关切，Vitalik Buterin剖析当前的监管悖论，指出这一悖论正悄然削弱着加密货币行业的成长动力与内在纯度。他指出，当前的监管体系呈现出一种悖论现象：那些承诺模糊、未来收益不明朗的项目往往能在监管的灰色地带自由游走；相反，那些秉持透明度原则、清晰界定投资者权益的项目，却被贴上了“证券”的标签，从而陷入严苛的监管桎梏之中。

在美国，这一监管趋势在美国证监会（SEC）主席Gary Gensler的引领下尤为明显，SEC通过一系列诉讼行动，力图将加密货币纳入证券监管范畴。近期，Consensys公司及其MetaMask钱包的交换与质押服务，便因被指控违反证券法而遭遇SEC起诉，此举在业内引发了广泛争议。

众多加密货币领域的从业者与组织纷纷对SEC这种“以诉代法”的监管方式提出批评。2024年4月，区块链协会与德克萨斯州加密货币自由联盟更是联手向法院提起诉讼，直指SEC监管过度之弊。

Vitalik Buterin将SEC对加密货币的监管态度喻为“无政府状态下的专制”，指出这种监管方式构建了一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其负面影响远超单纯的监管缺失或严苛的监管。他担忧，这种监管模式正在推动行业内产生“空洞无物”的产品与服务，长远来看，对整个加密货币生态的损害更为深重。

为此，Vitalik Buterin呼吁改革监管模式，提出应将缺乏明确长期价值主张的代币发行视为高风险行为，而对那些能够提供透明、可靠长期规划并遵循业界最佳实践的项目给予保护和支持。

Vitalik Buterin进一步强调，实现这一监管平衡的关键在于监管机构与加密行业之间的真诚沟通与协作。他长期倡导清晰、公正的监管原则，认为当前的监管环境不仅阻碍了创新步伐，还间接鼓励了不诚信行为的发生。

此前，Vitalik Buterin已提出三项针对性强、旨在提升加密货币市场健康度的建议：其一，限制杠杆交易，以降低市场风险；其二，强化审计与透明度要求，确保项目运作的公开透明；其三，引入知识测试机制，限制非专业投资者的盲目参与。尽管知识测试的具体实施路径尚待探索，但杠杆限制与审计透明度标准的建立，已成为亟待政策层面关注的重点议题。

然而，Vitalik Buteri也认识到，推动加密货币行业规范化发展，绝非监管一方之力所能及。他呼吁监管机构与行业内部需携手并进，以真诚合作的态度共同应对挑战。

香港奇点财经7月1日报道。微软公司近日表示，其Azure云计算平台将继续为香港客户提供OpenAI的人工智能（AI）模型服务。此前，OpenAI初创公司曾宣布将限制中国大陆和香港等不支持地区的访问权限。

上周四（6月27日），据《南华早报》报道，微软香港办事处向发表声明，明确指出：“我们在香港提供的Azure OpenAI服务保持不变，我们将继续通过部署在香港以外地区的模型，为符合条件的香港客户提供访问权限。”2023年3月，微软在香港还曾对外公开OpenAI模型，其允许开发人员申请访问包括GPT-3.5、ChatGPT、Codex和DALL-E 2在内的一系列系统。不过，微软强调：“作为一家独立运营的公司，OpenAI将自行作出决策。”

OpenAI的最大股东是微软。上周早些时候，OpenAI已向“不支持地区”的开发者发出通知，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在内。自7月9日起，OpenAI将采取“额外措施”，以阻止这些地区通过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访问其AI模型。API是一种允许不同计算机程序相互通信的软件工具。

OpenAI的服务目前覆盖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但中国大陆和香港尚未正式提供该服务。这两个地区的用户通常借助VPN或第三方应用访问ChatGPT等热门模型，而开发者则通过代理和出站服务器绕过限制。对于该举措背后的原因，OpenAI并未详细解释。值得一提的是，当前美国政府正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大力度切断中国获取先进AI技术的渠道。除了全面限制先进芯片出口外，美国还在研究如何限制中国使用美国云提供商的计算能力来训练AI模型和支持相关应用。

在中国大陆，有关部门已批准117个国产大型语言模型向公众发布，这些模型是ChatGPT和其他生成式AI服务背后的关键技术。业内人士和分析师普遍认为，OpenAI对中国开发者的服务禁令将推动用户转向国内平台。

总部位于北京的智浦人工智能已宣布一项“特殊搬迁计划”，旨在帮助中国OpenAI用户“轻松转向本土的AI平台”。此外，百川、01.ai等其他初创公司以及阿里巴巴集团控股、百度等大型科技公司也纷纷推出各种优惠措施，包括大幅折扣和免费赠品，以吸引受到OpenAI新政策影响的开发者。

就在OpenAI宣布停止为中国用户服务后，6月28日，百度发布了人工智能（AI）模型Ernie 4.0 Turbo的增强版。这款全新的人工智能模型是在2023年10月发布的Ernie 4基础上进行迭代升级的。百度表示，Ernie 4.0 Turbo在功能上已可与OpenAI的GPT-4一较高下。如今，Ernie 4.0 Turbo将通过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程序界面全面向公众开放，同时，百度也为开发者提供了便利，他们可以通过百度的千帆人工智能平台轻松集成这一先进技术。百度首席技术官王海峰表示，自Ernie诞生以来，其用户数量已累计突破3亿大关。与此同时，百度还宣布对PaddlePaddle AI生态系统进行全面升级。目前，该系统已支持超过1465万开发者，为37万家企业和机构提供服务。

数字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的新型形式，具有法定货币与电子支付工具的双重优势。但就在近日，浙江监察发布《利用数字人民币账户四天套现20余万元，判了！》披露了行为人利用数字人民币掩饰、隐瞒境外诈骗所得的一起刑事案件，本文将结合该起案例分析数字人民币交易可能涉及的刑事法律风险，以供各位读者参考。

01

案情简介

2023年8月底，袁某通过某兼职广告知晓数字人民币套现获利的渠道，只要找到有数字人民币的商家进行套现，可从上家获得套现金额千分之八的佣金。

袁某通过购物、闲聊拉拢有数字人民币账户的商家，在商家同意套现后，先将自己一定金额的钱款转换成虚拟币充当押金转给上家，再将数字人民币收款码发送给上家，待上家的诈骗资金进入商家数字人民币账户，由商家扣除1%至1.5%不等的手续费后，套取相应数额的现金。

在操作中，袁某套取的金额会高于押给上家的金额，而这差价部分便是上家给袁某的佣金，所套取的现金将作为下次的押金继续套现。

为了多赚点钱，袁某虽意识到上家的钱来路不明，但仍抵挡不住利益的诱惑，叫上女友张某、朋友寇某一起，并承诺他们每套现一万元就给50元的好处费，以从中赚取差价。由于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的店铺不多，多次操作容易被发现。为了躲避公安机关的查处打击，平日里袁某等人用境外小众聊天工具与上家联系，自9月初开始流窜于绍兴、金华、杭州、嘉兴等地，套现成功后便驾驶机动车转至新的作案地点，将上家诈骗所得的钱款由“黑”转“白”。

几天后，公安机关接到报警，查询到辖区内多家商户数字人民币账户资金流动异常，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袁某等三人，并将其抓获归案。短短四天，犯罪嫌疑人袁某等人在绍兴套现20余万元。

近日，经越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袁某、张某、寇某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至七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02

案例分析

1.套现因何构成掩隐犯罪？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作出了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对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刑罚，不要求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只要“明知是犯罪所得”并协助掩饰、隐瞒即可。

回到本案，前文的事实描述指出“袁某虽意识到上家的钱来路不明”，故袁某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明知”的主观构成要件。同时，袁某实施的是令商家向境外上家收取数字人民币“赃款”，自己从商家套取现金，并向上家提供虚拟币的行为。可将其理解为，袁某为境外犯罪分子提供了数字人民币“赃款”变换为虚拟币的服务，实现了“赃款”的转移。结合虚拟币匿名、去中心化的特性，袁某至少实现与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相当的“掩饰、隐瞒”的效果。同案的张某、寇某掩饰、隐瞒的行为模式与袁某相同，笔者推测在各嫌疑人笔录中能够印证同案犯知晓数字人民币来路不明、可能属于赃款一事。基于前述，法院最终认定袁某等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

2.拒不承认“明知”会如何？

倘若本案袁某及其同案犯拒不承诺上游资金来源不正，是否可以认定其具有“明知”的犯罪故意？

《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一条对掩隐犯罪的“明知”作出了规定：第一条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明知”，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接触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转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认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一）知道他人从事犯罪活动，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二）没有正当理由，通过非法途径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三）没有正当理由，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财物的；（四）没有正当理由，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手续费”的；（五）没有正当理由，协助他人将巨额现金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或者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频繁划转的；（六）协助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转换或者转移与其职业或者财产状况明显不符的财物的；（七）其他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本案袁某等人协助上家将数字人民币转化为虚拟币并收取高额手续费的做法符合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第四项情形，足以认定本案各嫌疑人明知涉案数字人民币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基于此，我们认为，纵使本案袁某等人拒不承认主观故意，司法机关仍可认定其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的“明知”，且袁某等人会丧失坦白情节以及认罪认罚从宽等从轻、减轻处罚的机会。

3.为什么赃款会是数字人民币？

区别于三方支付机构或银行内的存款，数字人民币可以通过数字钱包独立运行支付，在没有电和网络的情况下，数字人民币同样可以进行支付和使用。相较于携带与计量不便的纸币，数字人民币更为便捷，相较于被严加监管和限制的银行存款，数字人民币更为安全。前述特性使得部分犯罪分子选择通过数字人民币的形式收取赃款。

03
写在最后

我国的数字人民币虽采用了区块链技术，但并不属于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一旦完成联网支付或转入银行账户，异动将隐私数字人民币反洗钱机制的关注，这也是本案迅速告破的原因所在。但数字人民币的纸币特性，仍可能使数字人民币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犯罪分子赃款的主要形式。如何平衡流转的风险监管与用户的财产处分权限，或许是数字人民币进一步发展所需面临的下一个考验。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感恩读者！

作者 | 姚丽

来源 | 零壹智库

2013年以来的互联网金融热潮虽然在争议中发展，但推动了国内的金融科技应用水平走向全球领先地位，并向海外输出。

近期，蚂蚁国际推出为中小微企业（MSMEs）提供小额贷款的服务平台Bettr，并与泰国商业地产龙头AWC建立首次嵌入式金融合作，为其旗下平台的中小企业提供数字贷款服务。头部平台金融业务海外拓展又迈出一步。

回顾金融科技的海外发展史，可以看到几个关键的发展阶段。最早是在2016年左右，以头部互联网平台为主导的支付业务开始向海外扩张，蚂蚁集团在这一时期不仅推动了支付宝的国际化，还在东南亚地区布局了针对小微企业的小额贷款服务。紧接着，在2018年前后，现金贷业务也开始出海，主要由助贷企业引领。

此外，得益于多年的技术积累，技术输出已成为中国金融科技出海的一股新兴力量。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金融科技发展与研究专委会联合毕马威中国撰写的《2023中国金融科技企业首席洞察报告》指出，在受访企业中，52%的企业已经或计划“走出去”，较2022年大幅提高了9%。其中，32%的企业已经以独立、合作或投资的方式开展境外业务，20%的企业计划开展境外业务，二者占比均稳步提升。

 01 蚂蚁出海

脱胎于阿里巴巴，起步于支付宝，蚂蚁集团有着小微金融服务的基因。2015年6月25日，由蚂蚁集团发起并持股30%的网商银正式开业，这是一家专注于服务小微企业的银行，也是国内第一家互联网银行。截至2023年底，其小微贷余额占比超70%。

网商银行是庞大的阿里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业务与支付宝和淘宝天猫“息息相通”，也在向阿里生态之外的平台延伸。财报披露，2023年，网商银行为超过400万电商商家提供资金支持；在淘宝、天猫等平台之外，新增对于在京东、拼多多、抖音、快手上的经营客户的识别与授信，全年为超110万户跨平台经营电商提供授信支持。

如今，蚂蚁的小微金融“触角”伸向海外，似乎在复制“网商银行”模式，与平台合作向小企业提供贷款。

据媒体报道，此次与Bettr合作的Asset World Corporation (AWC)是泰国一家综合生活方式和房地产集团，也是泰国大地产集团TCC Group的成员。两者合作的第一阶段将涉及AWC旗下的食品批发中心Phenix。Phenix预计将于6月26日开业。之后，Bettr和AWC的合作将扩展到AWC的酒店、零售、批发和其他业务领域的商家。

2022年6月，蚂蚁集团就在新加坡推出了数字银行星熠数字银行（Anext Bank）。Anext Bank专注于“为本地和区域中小微企业提供数字金融服务，特别是那些从事跨境业务的中小微企业”。2023年，ANEXT Bank客户贷款额增长434%至1.65亿美元，存款增长368%至2.19亿美元。

网商银行运营9年，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对于蚂蚁在海外与平台合作开展小企业金融服务是一个比较优势。不仅如此，小企业金融服务是阿里生态的海外延伸的一部分，与支付业务的海外布局相辅相成。

而支付业务海外拓展先行，无疑能为后期的小企业贷款业务拓展提供协同支持。

2016年7月，蚂蚁集团在新加坡推出全球跨境支付技术解决方案，覆盖亚洲、欧洲及北美地区。在东南亚，除了新加坡，Alipay+已在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进行布局，众多中小商家加入Alipay+，接受来自多个国家电子钱包用户的直接扫码付款。蚂蚁国际首席执行官杨鹏在今年4月表示，蚂蚁集团计划将Alipay+引入印尼市场。

 02 支付是先锋

国内金融科技最先崛起的第三方支付业务，也是出海的先锋。

以银联（银联国际）、支付宝、财付通（微信支付）、百度钱包等为代表的支付机构，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据媒体报道，近10年来大型互联网机构与金融科技平台通过股权投资+科技输出的方式布局海外支付业务，伴随着股权投资，输出数字化技术、标准以及“中国方案”。

2004年初，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银联开办内地银联人民卡在香港地区的POS消费业务、ATM查询与取现业务，是支付走向海外的开始。BATJ的支付出海在8年后开启。

腾讯财付通于2012年开始海外布局，与美国运通达成战略合作，为前者客户在海外在线购物提供服务。2014年，财付通进入韩国及日本。2015年底，微信支付向境外商家开放跨境支付功能。2016年8月，腾讯旗下WeChat Pay获香港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2017年，微信支付金融美国和德国市场。

2016年4月，百度钱包扫码支付进入过泰国，消费者可通过百度钱包扫码完成境外支付。7月，百度与国际支付公司PayPal签署战略合资协议。根据协议，中国消费者可在境内通过百度钱包，对境外PayPal的国际商户进行线上购物和付款。

2017年7月，京东金融组建海外事业部，9月，京东集团、京东金融、泰国最大的零售企业泰尚集团和ProvidentCapital宣布在泰国成立两家合资公司，分别提供电商服务和金融科技服务，投资总额5亿美元。合资公司计划以支付业务为核心，运用京东金融的移动支付技术，结合泰国消费实际，提供更加本地化的支付产品和服务。

此外，还有2019年落子印度的小米支付等众多玩家，但市场占有率较低。伴随着跨境商贸的繁荣发展，近年来包括连连数字、新国都、PingPong等20余家支付机构也在全球获得牌照，拓展B端服务场景。 

03 金融机构的技术输出

除了互联网企业的金融科技输出，金融科技子公司，新型数字化的互联网金融机构也积极向海外输出金融科技。

以香港上市的互联网保险企业众安在线（06060.HK，以下简称“众安”）为代表，其在2016年成立全资子公司众安科技（众安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专注于国内业务。

2017年，众安国际（众安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专注于国际业务开展科技输出业务。众安国际的子公司ZA Tech于2018年成立，注册地在新加坡，业务已经触达日本、香港、东南亚及欧洲等市场。

2023年，众安实现科技输出总收入人民币8.29亿元，同比增长40.0%，但其未披露国际业务收入情况。

在纽交所和香港上市的金融壹账通（NYSE.:OCFT/6638.HK）是中国平安孵化的金融科技子公司。近年来，其业务也在向海外拓展。据报道，其业务已覆盖南非、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阿联酋、菲律宾、越南等2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186家境外金融机构。
2023年，其海外业务实现较高增长，贡献收入1.82亿元（不包括香港平安壹账通银行），同比增长37.2%。其高管表示：“我们的产品在海外被高度评价，2024年，我们将继续积极开发海外市场，拓展海外销售网络”。
2024年一季度，金融壹账通的海外业务来自于第三方的收入同比增长了14.8%，但财报未披露具体金额。
此外，国内首家互联网银行也已开始对外输出技术服务。据微众银行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马志涛介绍，基于微众银行的分布式技术架构，其境内技术合作伙伴为一家印尼数字银行搭建起核心银行系统，帮助他们打造了全新的技术底座，让他们的普惠金融业务在一年内实现约500万客户增长。

 04 信贷凶猛

与国内互联网贷款监管收紧同步，2018年前后涌现出现金贷出海潮，在2019年前后达到高峰。一批玩家，包括国内的助贷平台，互联网平台以及新的数据科技公司，去海外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和监管红利（见零壹财经文章《中国互联网贷款出海凶猛》）。

在这批出海玩家中，雷军、周鸿祎、周亚辉等是第一批吃螃蟹的。小米和顺为在印度投资过大学生分期贷款平台，并在印度推出“小米贷款”；周鸿祎、周亚辉二人联手打造的现金贷平台摩比神奇在印尼和印度市场曾占据头部地位。

这一波出海潮多重仓东南亚，尤其是印尼。根据媒体报道，印尼现金贷的前五大玩家均来自中国，包括洋钱罐的Easycash,拍拍贷的Adakami,摩比神奇的Rupian Cepat,ADVANCE.AI（领创集团控股）的Kredit Pintar,以及印闪（王一戈控股，红杉资本投资）的Adapundi。

在上市助贷平台中，信也科技（NYSE：FINV）、嘉银科技(NASDAQ:JFIN)和奇富科技（NASDAQ：QFIN/03660.HK)是出海的先驱。而在今年，乐信(NASDAQ:LX)也开始跃跃欲试。

其中，信也科技的海外业务发展最快，已成为新的增长点，且相关披露较为充分。2023年，其国际业务交易额达到78.5亿元，贷款余额达到12.6亿元，分别增长了84.7%和57.5%；2023年国际业务实现营收21.4亿元，同比增长85.9%，收入占比升至17%。

根据公开信息，信也科技在印尼即将盈利。但其他玩家的盈利情况尚未有公开信息。

在贷款领域的出海热潮中，BAT等平台企业显得较为冷静。贷款业务方面，百度及腾讯未见相关的公开信息，而蚂蚁在新加坡及泰国布局小企业贷款业务，是否会掀起新一轮高潮？

香港奇点财经6月28日报道。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高盛公司近日宣布，本月底将面向全公司数千名开发人员推出其首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主要用于代码生成。

“代码生成是许多实体共同关注的起点，因为它以文本为中心，能够切实地提升效率。据首席信息官Marco Argenti介绍，高盛采取了一种集中化的策略，将所有专有的人工智能技术整合至一个内部平台——GS AI平台。尽管这一做法在初期可能减缓了发展速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成效已逐渐显现。Argenti表示：“采取这种集中式方法显然有利有弊，但我们坚信这是正确的方向。”

高盛在推进生成式AI的过程中，与多家科技巨头展开了合作，包括与微软合作使用GPT-3.5和GPT-4模型，与谷歌合作使用Gemini模型，并采纳了Meta Platforms的开源模型Llama。这种多元化的合作策略使得高盛能够根据不同用例灵活切换模型，为业务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GS AI平台不仅为高盛带来了技术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它允许公司以安全、合规的方式使用内部数据对模型进行微调。Argenti强调：“安全和责任绝对是我们的首要任务。”通过内置的控制措施，高盛确保了数据不会被泄露给未经授权的员工。

高盛的员工现在可以直接访问GS AI平台，与各种模型进行交互。开发人员则利用该平台在模型之上构建定制应用程序，如为投资银行家提供的副驾驶助手工具，可以搜索大量公共和专有文件以回答问题并提取分析。这种应用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为用户带来了更好的体验。

Argenti透露，开发人员在GS AI平台的支持下，开发生成式AI应用程序的速度已从过去的几个月缩短至几周。这一显著的提升使得高盛能够更快地推出创新产品，抢占市场先机。

尽管高盛在生成式AI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但Argenti表示，公司并未急于将其投入生产。他强调：“人工智能是一个新事物，我们需要确保所有应用都符合法规要求，并保障用户数据安全。”

高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编码助手已成为该公司目前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应用之一，为开发人员提升了约20%的效率。此外，高盛还在积极探索其他应用场景，如将文档翻译成其他语言的人工智能工具，以及汇总专有研究以向顾问提供见解的应用程序。对于未来，Argenti表示，生成式AI将继续成为高盛技术投入的重要方向之一，但公司并不会突然从其他领域转移资源。

香港奇点财经6月26日报道。据CNBC报道，亚马逊即将在其网站上设立全新专区，专注于提供低价生活用品，并允许中国卖家直接向美国消费者发货。

这一重大举措发生在周三（6月26日）的一场仅限受邀中国卖家参与的会议上，是亚马逊在应对来自中国电商新秀Temu和Shein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的行动。近年来，Temu和Shein凭借其超低价位的服装、电子产品、家居用品等商品，在美国市场迅速扩张，吸引了大量美国消费者的目光。这两家电商平台直接从中国发货，在美国几乎没有库存，它们的迅速扩张对亚马逊构成威胁。据数据提供商Sensor Tower称，截至6月27日，Temu被列为Apple Store在美国下载次数最多的免费应用程序，而Shein则排名第七。

据CNBC所见的亚马逊的一份演示文稿显示，该新专区将推出一系列无品牌商品，其中多数售价低于20美元，商品包括面部按摩工具、臂重物和手机壳等小型商品。演示文稿显示，亚马逊将直接从中国发货至美国，目标是在9至11天内将商品送达消费者手中，改变了以往中国卖家通过亚马逊物流服务，将商品运至美国仓库再分发给客户的模式。

亚马逊表示，这一新策略将帮助中国卖家降低成本，并鼓励商家通过小批量生产来测试新模式。这与Shein的按需制造模式相似，即先生产有限数量的商品，再根据需求逐步增加产量。

亚马逊发言人在会议中表示：“我们一直在探索与销售伙伴合作的新模式，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更低的价格以及更大的便利。”目前尚不清楚亚马逊何时正式推出这一新专区，但演示文稿指出，该专区将于今年秋季开始接受产品入驻。同时，亚马逊是否会利用美国贸易条款也不明确，该条款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单个包裹避开关税。

多年来，中国商家一直是亚马逊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日益加剧的竞争，亚马逊正重新加大力度吸引中国卖家。2023年12月，亚马逊宣布在深圳这一热门技术与制造中心，建立新的“创新中心”，并大幅降低了对销售价格低于20美元的服装商家所收费用。

亚马逊预计，到2023年，其网站上中国卖家销售的商品数量将同比增长超过20%，同时销售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中国商家数量将增长30%。

据pymnts援引的一份报告，Temu吸引的回头客比eBay还多。34%的购物者每月从这家中国零售商购买一次商品，而eBay的这一比例为29%。但亚马逊仍然遥遥领先于这两家公司，超过四分之三的消费者表示他们每月至少光顾一次亚马逊。不过，Temu的实力不容小觑。据Temu母公司拼多多最近发布的季度报告，拼多多一季度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31%，达到868亿元人民币，超出市场预期，这得益于Temu及其姊妹电子商务平台拼多多的迅猛增长。不过，收入的增长伴随着成本的飙升，一季度成本飙升194%至327亿元人民币。拼多多将此归因于配送费、支付处理费、维护成本和运营呼叫中心的费用的增加。

香港奇点财经6月26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2022年6月将OneCoin创始人Ruja Ignatova列入其十大通缉犯名单。最近，FBI大幅提高了对她的悬赏金额，从原先的10万美元增至500万美元。

Ignatova，人称“加密货币女王”，于去年6月成为FBI的头号通缉犯。据FBI的悬赏海报，她可能已经进行了整容手术并可能与保镖一同旅行。Ignatova与Karl Sebastian Greenwood于2014年共同创立了OneCoin，美国国务院称之为“历史上最大的全球欺诈案之一”，涉及超过40亿美元。

2017年10月12日，Ignatova在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被起诉，罪名包括串谋实施电信欺诈、电信欺诈以及串谋洗钱。在被起诉后的两周内，Ignatova从保加利亚索菲亚逃往希腊雅典以躲避逮捕，自此成为逃犯。2018年2月，追加起诉书中又增加了串谋证券欺诈和证券欺诈的罪名。2022年，Ignatova被列入FBI十大通缉犯名单。德国也对Ignatova在跨国欺诈计划中的角色提起了刑事指控。而Greenwood在2018年于泰国被捕，面临欺诈和洗钱指控，并被引渡至美国。去年，他被判处20年监禁，并罚款3亿美元。

美国国务院已将悬赏金额提升至500万美元，以征集有关逮捕Ignatova的信息。此次500万美元的悬赏由美国国务院跨国有组织犯罪悬赏计划批准，该计划自2013年启动，旨在协助执法部门打击国际犯罪，并授权国务卿提供高达2500万美元的奖励。

据regtech times报道，Ruja Ignatova是一位保加利亚、德国长大的牛津大学毕业生，曾是金融界一颗耀眼的新星。然而，在2014年，她推出了OneCoin，声称这种加密货币将超越比特币，并承诺给予投资者惊人的回报，吸引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目光。她的宣传策略简单却极具吸引力：OneCoin将彻底颠覆金融世界。投资者们被她的魅力和专业知识所吸引，希望在她的指引下实现财务自由和前所未有的财富。然而，在这看似合法的外衣下，却隐藏着一个错综复杂的骗局。与比特币的透明、去中心化区块链技术不同，OneCoin并未采用这一技术。因此，投资者们无法追踪和验证交易记录，也无法监控自己的投资。实际上，OneCoin的运作方式与庞氏骗局无异，依赖新投资者的资金为老投资者提供回报。

随后，全球监管机构和调查人员开始严查OneCoin。涉嫌策划40亿美元加密货币欺诈案的Ruja Ignatova，甚至聘请了她的兄弟Konstantin Ignatov（一名曾在德国担任出租车司机的普通人）作为助手。最终，Konstantin Ignatov被判入狱34个月。

到了2017年，随着多国执法机构的深入调查，Ruja Ignatova意识到危险逼近。于是，在10月的一个清晨，她乘坐瑞安航空的航班从索菲亚飞往雅典，之后神秘失踪，留下了一脸茫然的投资者和一连串的财务损失。她的失踪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追捕行动，欧洲及各国当局高度戒备，国际刑警组织甚至发布了红色通缉令，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将她列入十大通缉犯名单。然而，尽管各方努力，Ruja Ignatova仍然逍遥法外，成功躲避了国际执法部门的追捕。

BBC国际频道的EyeInvestigations和Panorama节目曾对Ruja Ignatova的失踪案进行了深入调查。他们发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阴谋网，将她与保加利亚有组织犯罪的黑暗世界紧密相连。调查的关键在于揭示Ruja Ignatova的核心圈子，以及她与保加利亚黑社会的人物之间的关系。

其中，关键信息由美国国税局一名前调查员提供。他披露，Hristoforos Nikos Amanatidis（别名Taki），一名涉嫌保加利亚有组织犯罪的头目，负责保护Ruja Ignatova的安全。Taki的参与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否在保护Ignatova，还是在她失踪事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作为保加利亚的知名人物，Taki涉嫌利用OneCoin的金融网络洗钱，并清洗贩毒所得。

尽管Taki因武装抢劫、毒品走私和谋杀等罪名受到调查，但始终未能成功起诉。据信，他目前居住在迪拜，这是Ignatova进行重大金融交易的地方。多个消息来源显示，Ignatova与Taki之间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他据说是她女儿的教父，她甚至可能每月向他支付高达10万欧元的保护费。欧洲刑警组织的文件还显示，Taki的妻子参与了一项与Ignatova公司有关的复杂土地交易。

2024年4月，国务院外发了《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新“国九条”）。新“国九条”对于公募基金行业在投研建设、文化治理、产品发展等环节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持续壮大长期投资力量”。除此以外，新“国九条”更是提出要“推动加强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大幅提升违法违规成本”“加大对证券期货违法犯罪的联合打击力度”“加大行政、民事、刑事立体化追责力度，依法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打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监管铁军”，以上政策基本保持了一直以来国家对证券类犯罪以及公募基金交易的强监管之态势。

此后不久，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中国证监会四部门联合外发了《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同样明确了“坚持零容忍要求，依法从严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活动”的总要求。在新“国九条”的政策风口之下，如何避免公募基金及其从业人员陷入刑事犯罪的漩涡成了合规的一大要点。

01

公募基金领域高发犯罪类型——“老鼠仓”

说到公募基金领域的高发犯罪类型，“老鼠仓”行为当仁不让居于前位。

所谓“老鼠仓”行为，即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公募基金从业人员在使用其管理的基金买入证券之前，利用自己知情的职务便利，先用个人财产低价建仓，在之后利用管理的基金大笔买入该证券，致使该证券价格拉升至高价位时，再将低价建仓获得的筹码卖出进而获利的行为。对于此种行为，《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十条第六项已经明确规定，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不得泄露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利用该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同时该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了相当严苛的法律责任，指出前述行为人至少需要承担没收违法所得以及罚款的行政责任。此外，在《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中也有相类似的禁止性规定，即“基金托管部门的从业人员不得利用未公开信息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证券投资基金法》还是《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违反有关规定的后果均是行政处罚，然而事实上，早在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出台时，公募基金“老鼠仓”行为已经被规定为刑事犯罪。现行《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明确规定，“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02

认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有哪些要点？

对于该罪，问题的核心在于，未公开信息应当如何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包括下列信息：（一）证券、期货的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信息；（二）证券持仓数量及变化、资金数量及变化、交易动向信息；（三）其他可能影响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的信息。”该司法解释采用了列举+兜底的立法技术，为未公开信息的内涵进行了规定。

而为了与内幕交易罪中的内幕信息相区分，在此处同样有必要明确内幕信息的含义。根据《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所谓内幕信息是指尚未公开的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具体而言，根据《证券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证券法》下的内幕信息包括以下重大事件涉及的信息：

1、《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或者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质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提供重大担保或者从事关联交易，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四）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五）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六）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七）公司的董事、三分之一以上监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董事长或者经理无法履行职责；（八）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与公司相同或者相似业务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九）公司分配股利、增资的计划，公司股权结构的重要变化，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闭；（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十一）公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十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2、《证券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一）公司股权结构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二）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三）公司重大资产抵押、质押、出售、转让、报废；（四）公司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五）公司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六）公司放弃债权或者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七）公司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八）公司分配股利，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闭；（九）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十）公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十一）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而根据《期货和衍生品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期货领域的内幕信息包括（一）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正在制定或者尚未发布的对期货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信息或者数据；（二）期货交易场所、期货结算机构作出的可能对期货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三）期货交易场所会员、交易者的资金和交易动向；（四）相关市场中的重大异常交易信息；（五）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对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信息。

在明确了未公开信息的内涵和外延之后，对于具体的某类信息，为帮助司法机关认定未公开信息，前述司法解释还规定，“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难以认定的，司法机关可以在有关行政主（监）管部门的认定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认定。”这使得·司法机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行政部门对未公开信息的认定。

03
“零口供”也能认定“老鼠仓”？

对于公募基金从业人员而言，老鼠仓行为不仅涉嫌构成犯罪，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零口供”情况下认定公募基金从业人员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案例。

在王鹏等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检例第65号）中，办案人员便是在“零口供”的情况下，通过对间接证据的梳理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并最终达到了刑事诉讼的证据证明标准，最终认定犯罪事实成立。具体而言：（1）通过对三名被告人被指控犯罪时段和其他时段证券交易数据、未公开信息相关交易信息等证据，证明其交易与未公开信息的关联性、趋同度及与其平常交易习惯的差异性；（2）通过身份关系、资金往来等证据，证明双方具备传递信息的动机和条件；（3）通过专业背景、职业经历、接触人员等证据，证明交易行为不符合其个人能力经验；（4）借助证券市场的基本规律和一般人的经验常识，对上述客观事实进行综合判断，认定了案件事实。

据此，该案裁判要旨指出，“具有获取未公开信息职务便利条件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及其近亲属从事相关证券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与未公开信息相关交易高度趋同，即使其拒不供述未公开信息传递过程等犯罪事实，但其他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明利用未公开信息犯罪的完整证明体系，足以排除其他可能的，可以依法认定犯罪事实。”

由此可见，对于公募基金从业人员而言，务必守住红线，不要因小失大，否则便会身陷囹圄。

04
写在最后

写到这里可能就有读者要问了，大家谈到私募基金，都会聊爆雷，聊非吸，公募基金会有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的风险吗？这样的风险当然是有的，但是相较于私募基金，公募基金的监管和制度更为严苛，因此爆雷的风险，乃至于构成非法集资类犯罪的风险会小很多。因此，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打着“公募基金”的牌子或者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团体和公司，从业人员和投资者们务必擦亮眼睛，在监管政策趋严的大环境下坚守合规。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感恩读者！